2021年黨課講稿例文:黨史、國史黨課稿與黨歷史上是如何過“緊日子”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需要在思想政治方面能站穩政治立場,整體協調推進工作的能力不足,樹立終生學習的觀念,從嚴從實要求自己。為了大家學習方便,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1年黨課講稿例文:黨史、國史黨課稿與黨歷史上是如何過“緊日子” 內容,以供參考,一起來看看!
2021 年 黨課講稿 范文 :黨史、國史黨課稿
2019 年 7 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關于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通知》。通知強調,要把學習領悟黨史、新中國史作為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徑,組織引導黨員、干部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了解中國近代以來 170 多年的斗爭史、我們黨 98 年的奮斗史、新中國 70 年的發展史,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從兩個不同角度來談一件事情。幸福也好,復興也好,百十年來中國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考慮和追求這件事。
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作為偉大革命的先行者,他在 1894 年說道:“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于天下。”談了一種可能性,
即中國地方大,人又多,如果一起努力可以成為世界強國。1905 年,他又說道:“惟愿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談了一種責任擔當,即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振興中國。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那么,今天和一百年前有什么不同?習近平總書記又指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就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一個是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是到 2050 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一、山河破碎與百年逐夢
黨的十九大是一次關鍵時期的歷史性盛會,報道這次盛會的中外記者就有 3000 多人。英國廣播公司這樣報道,“十九大是一次‘站在世界地圖前’召開的大會——中國正在成為全球市場之網中‘新的服務器’,‘站在世界地圖前’謀劃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將為世界經濟的未來提供新的智慧與方案。”這里也提到了很多新名詞:世界地圖、市場之網、智慧與方案。但是,學歷史要帶著歷史縱深感,歷史上的事情不結合歷史的縱深很難把它看清楚。
1900 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當時對抗的清兵在人數上是占優勢的,但是這場戰爭清軍卻被打敗了。不但如此,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也是近代中國喪權辱國的事件之一。在清王朝覆滅前的 70 年間:GDP從世界占比 29%下降到 6%;不平等條約簽訂數量達 1145 個,平均每年16 個;割地面積為 174 萬平方公里,相當于 7 個英國。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近代中國怎么了?我們知道,這和一種毒品有關——鴉片。鴉片流入中國內地后,吸食范圍非常廣泛,官僚、地主、商人、太監、差役、軍士、和尚、尼姑、乞丐都在吸,毒害的是中國人的肉體和靈魂。魏源曾說,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林則徐曾對道光說,鴉片如果不禁,中原既無可御敵之兵也無可充餉之銀。因此,道光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遠赴廣東查禁鴉片。林則徐是民族英雄,不但敢和英國硬碰硬,同時他還是被歷史學家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實際上,林則徐開眼看世界也是有過程的。他曾說,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也就是說,他認為洋人的膝蓋不能打彎,這是乾隆年間就有的訛傳,到了道光年間林則徐依然相信它。如果認為敵人的身體構造和我們不一樣,這就會直接影響戰略。
鴉片戰爭初期,林則徐被革職發配新疆,接替他的人叫楊芳。楊芳到前線打了幾仗,而這個久經沙場的老將卻遇到了新問題,他說,“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實地,而夷在風波搖蕩中。主客異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術伏其內”。一句話,他認為陸地上的他打不中海里的外國人,我是主你是客,這非常邪門兒,只有一
個解釋,那就是洋人都是邪教,用的都是妖術。怎么破妖術?他們采用了三招:扎草人、建道場、買馬桶,他們認為用污穢之物能破妖術,希望把馬桶扔到海里能讓英國人的炮打不準,取得戰爭勝利。當然,其結果可想而知。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
1.從洋務運動到甲午戰敗,破解“技不如人”
洋務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到90年代北洋水師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標志著洋務運動失敗。此前,我們敗給了西方列強似乎還“情有可原”,而這一次敗給了幾百年來跟在我們后面的學生——日本,我們受了特別大的刺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研究甲午戰敗背后的原因。但不管戰敗的原因是什么,我們知道了單從技術上想辦法顯然不行了,于是我們開始從制度和政治上尋求出路。
2.戊戌變法——破解“制不如人”
康有為、梁啟超把一道一道折子上給光緒,光緒是年輕的皇上,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從 1898 年 6 月 11 日到 9 月 21 日,戊戌變法持續了 103 天,又稱“百日維新”。政策不落地就只能是廢紙,地方上沒有人幫光緒落實新政。戊戌變法最后以光緒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砍頭結局。
3.辛亥革命——再破“制不如人”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爆發。此后,中國開始了 16 年的北洋軍閥混戰。此時,中國的仁人志士開始苦悶彷徨了,他們搞不明白日本和西方國家走得通的技術和政治革新的道路為什么在中國都不能成功。這時,一些人認識到,只有根本改變國民性,才有可能搞政治和技術的革新。
4.新文化運動——破解“文不如人”
新文化運動主要內容是: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提倡科學,反對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隨著 1919 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飽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的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了偉大的五四運動。此時,共產國際發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認為凡是工人階級比較強大的地方,都有建立共產黨的可能性。
中國共產黨今天是一棵參天大樹,擁有 9000 多萬共產黨員。但是,中國共產黨 98 年前誕生的時候卻是一棵幼苗。為什么這棵幼苗在那樣的年份、月份和條件下破土而出?實際上這和土壤有關系。總結一下,洋務派、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有三點沒有做到:一是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二是不能充分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三是不能建立堅強的革命政黨。
二、黨的成立與“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之夢
毛澤東同志指出: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毛澤東同志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1920 年 4 月,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來華。維經斯基一行先到北京,會見了李大釗。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會見陳獨秀。此后,1920 年 8 月和 10 月,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分別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但是,偌大的中國只有兩個黨組織還不夠,此后山東、廣東、湖南、湖北等地又紛紛建立黨的發起組,這下力量就相對強大了。但是還不夠,為什么?因為這些黨小組比較分散,不是統一的組織。
1921 年 6 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抵達上海。7 月,來自各地的代表陸續匯聚上海,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就是中共一大。1921 年 7月 23 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代表李漢俊及其兄李書城的寓所正式舉行。7 月 30 日,由于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擾,最后一次會議被迫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舉行。參加中共一大的有哪些人?他們是長沙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上海的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代表陳公博,旅日的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 13 人。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
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2017 年 10 月 31 日,習近平同志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從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興,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回顧建黨歷史,重溫入黨誓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上海黨的一大會址、嘉興南湖紅船是我們黨夢想起航的地方。我們黨從這里誕生,從這里出征,從這里走向全國執政。這里是我們黨的根脈。
1922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議提出了黨的最低綱領。我們知道,此前 80 年,歷代仁人志士推這個門、推那個門,但是沒有一扇門能推開,為什么?因為手里沒拿鑰匙。打倒軍閥除列強就是解決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鑰匙。中國共產黨有了鑰匙,打開了門,中國革命就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1923 年 6 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的主要議程包括討論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1924 年 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標志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把其同三民主義結合起來,這就使舊三民主義發展為了新三民主義。1926 年 7月,北伐動員令發布,此后制定了一個策略,叫“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實行各個擊破;這一策略實施的效果很好,北伐軍進攻湖南,會攻武漢,攻取江西,進占福建,進駐上海,攻克南京,節節勝利。但是,細心的同志會發現,武漢、南京、上海等都是長江沿線城市,這說明北伐沒有徹底過長江,這就出現問題了。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殺共產黨員。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衛在武漢屠殺共產黨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紛紛聲明脫離共產黨和共青團,甚至公開“懺悔”。同時我們又應該看到,恰恰在這種情況下,徐特立、賀龍、彭德懷等同志選擇加入共產黨。我們黨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不是一路平鋪直敘,而是經歷了驚濤駭浪。但是大家會發現,在黨的歷史上,每當危難關頭總有那么一批選擇跟黨一道走的人,這也是我們黨能走到今天的原因所在。
國共兩黨說好要一起北伐,但是走到半路,國民黨開始大肆屠殺共產黨。隨后,共產黨發動了大小一百場起義,然而這些起義都失敗了,因為我們此前沒有著重抓槍桿子,有一些槍桿子還抓得不牢,因此,在大城市周邊的一些隊伍被消滅了。然而,一批在起義失敗后轉向山區和農村的隊伍卻活下來了。毛澤東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寫道:“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后來,我們又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這極大地觸怒了蔣介石,于是他對我們黨發動了五次“圍剿”。前四次反“圍剿”我們都勝利了,但是第五次反“圍剿”我們失敗了。為什么第五次反“圍剿”我們失敗了?蔣介石發現此前剿滅不了紅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紅軍和老百姓關系太好了,于是在第五次“圍剿”期間他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放七分精力在政治工作上,這是軟的
一手;軍事上建立碉堡,這是硬的一手。紅軍沒有攻堅的重武器,碉堡讓我們吃了很多苦。與此同時,我們黨的中樞指揮系統也出了問題。前四次反“圍剿”是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期間,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掌握了黨政軍權,由于他貫徹王明“左”傾路線,部委大秘整理,同時任用不怎么有實際戰斗經驗的李德作為軍事顧問,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由于人數銳減,我們無法保住中央蘇區,只能開始戰略轉移。
1934 年 10 月,中央紅軍長征開始,至 12 月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人數從 8.6 萬余人減至 3 萬余人。在這個歷史關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召開遵義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毛澤東同志進入軍事“三人團”。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據歷史統計,長征結束后,共產黨員從 30 萬人銳減到 3 萬人。毛澤東同志說,因為得到了教訓,不到三萬人的隊伍,要比三十萬人更強大。
1936 年 12 月,蔣介石赴西安督剿紅軍。12 月 7 日,張學良勸諫失敗,于 12 月 12 日扣押蔣介石,迫使其停止內戰,聯共抗日。12月 25 日,張學良決定送蔣介石回南京。蔣介石到了南京后,宣布扣押張學良。張學良在 36 歲時被扣押,直到 90 歲時才被釋放。學習黨
史,細節很重要,但同時也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通過正確的歷史觀來指導我們對黨史的學習。
1945 年 9 月 9 日,中國戰區的日本投降儀式在南京舉行。戰后,共產黨軍隊發展到 127 萬人,是戰前的 40 倍。國民黨軍隊由抗戰初期的 170 萬人增加到 524 萬人。此時,蔣介石給毛澤東同志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同志去重慶談判。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澤東同志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從延安飛抵重慶。談判期間,雙方達成《雙十協定》。然而此后,國民黨悍然撕毀了《雙十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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