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

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甲午戰爭中清政府失敗后，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尊為上國的日本人，在震驚之余大為陶醉。從此，“支那”一詞在日本開始帶上了戰勝者對于失敗者的輕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據駐華公使的提議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稱中國。對此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的憤怒。1930年，國民政府還照會日本：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直到日本戰敗后，應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盟國最高司令部經過調查，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故于1946年責令日本外務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

詞源

“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稱中國為“chini”，據說是來自“秦”的音譯，中國從印度引進梵文佛經以后，要把佛經譯為漢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譯把chini就翻譯成“支那”。同為印歐語系的古羅馬稱中國為Sinoa，后來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來自這個語源。《大唐西域記》就有一段記載：“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宣，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余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

有人指出：Ci^na之名在《摩訶婆羅多》、《摩奴法典》、《羅摩耶那》等印度古籍就出現了。但還不能確證這就是指中國。《釋迦方志》引用了后漢獻帝建安十年，入竺之秦州刺史成光子的話：“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振旦國五萬八千里。’”那么振旦最遲在東漢以前就已經廣為印度人熟悉了。

“支那”和葡萄牙語、荷蘭語、德語、英語中的China以及法語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語Ci^na—stha^ na之說，也已為學界公認。古代希臘、羅馬等國對我國的稱呼，除了有繒絹之義轉化來的Serice(塞里斯)外，還有與支那同源的Sin, Thin，或 Sinai, Thinai。春秋時秦穆公歸并了許多西北部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趕到漠北，秦始皇時代，又迫使匈奴西遷。他們就逐步滲入中亞、西亞和歐洲的同時也使西方人知道了秦，并以為那就是中國了。這種說法還有爭議，但從《史記》中說秦國“禁不得祠”來看，如果“不得祠”就是佛陀寺，那么秦與印度早就有交往了，佛經中的支那就是秦，從而轉化為中國之意的脈絡就很清楚了。

日本僧侶空海曾于804年隨遣唐使赴唐學習佛經，因此可以推斷他書中的“支那”，是從漢譯經典里學來的。以后一些佛教界人士為顯示博學、虔誠也開始用起了“支那”一詞稱呼中國。但明治維新時，山鹿素行等人覺得國名之爭，可以為他們的政治主張服務，認為與中國相對的就是夷人，所以特意寫了一本《中朝實錄》來爭這個“中朝”之名。接著福澤諭吉等人提出了脫亞入歐的主張。甲午戰爭中清政府失敗后，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尊為上國的日本人，在震驚之余大為陶醉。從此，“支那”一詞在日本開始帶上了戰勝者對于失敗者的輕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據駐華公使的提議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稱中國。對此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的憤怒，1919年留日學生在國內出版的《東游揮汗錄》中，除了以毒攻毒地繼續使用“倭人”一詞以外，還因為英語中的Japan源于漆器，而且日本想脫亞入歐，就用它的音譯，稱之為：“假扮”。

在一段時期內，“支那”是對中國漢人的尊敬。“支那”一詞在日本流行起來是明治維新以后的事。不過那時中國的正式國號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場合把中國稱為“清國”或“大清帝國”，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把義和團事變稱為“北清事變”。但是在一般的民間報刊，則一般把中國稱為“支那”，把“日清戰爭”稱為“日支戰爭”，把中國話稱為“支那語”。日本人不稱中國的正式國號“大清”而稱“支那”，那時的中國漢人，特別是中國的革命家，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不但不生氣，反而還有幾分感激。那時中國漢人處于異民族的統治之下，因為日本暗中支援中國革命，所以一時間日本成為中國革命家的樂園，同盟會、光復會等反政府組織都是在日本組建的。那時很多漢人來到日本的頭兩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辮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稱“支那人”，拒絕承認自己是“清國人”。由于那時“中國”這個詞還沒有被公認，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稱呼稱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提出“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的誓詞(“支那亡國”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了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志，這是后來同盟會黨報《民報》的前身。即使是立憲派的梁啟超，也用“支那少年”為筆名，康有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詩中稱“我是支那第一人”。

當時很多中國的革命家使用“支那”這個詞稱呼自己，亦說明那時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不但沒有貶義，反而含有對中國漢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當時中國的正式國號“大清”，把中國人稱為“大清人”，把中國話稱為“大清語”，對中國的漢人來說，反而會感到被侮辱了。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的正式國號從“大清帝國“變成“中華民國“，由此而引發了中日之間的“支那“爭論。

延伸

1，在明治維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日本書中常見的中國稱謂乃是“漢”、“漢土”、“唐土”、“中土”、“中國”或者以相應朝代的名稱稱呼中國，如隋等。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人不忿叫我國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國，為了培養大和民族的優越感，一改長期以來對中國的稱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

2，中國人經過革命結束封建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時候，作為近鄰的日本卻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單方面給中國取了一個“支那共和國”的漢字國號。一些有識之士一開始就對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的作法表示了關切，甚至進行了抵制。直至一九三○年，國民政府才訓示外交部∶今后凡載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十月，日本外務省提請內閣討論將中國的日文正式稱謂改為“中華民國”。但日本民間使用“支那”的現象并無減少。

3，由于反清志士“夷夏之大防”的心態，讓一些日本學者轉了空子，一些學者撰文說：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國本土，并不包括長城外的滿洲、蒙古等地。

4，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之后。日本外務省也開始追隨軍部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稱“蘆溝橋事變”為“支那事變”。在侵華戰爭中，日本一直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用“支那人”來稱呼中國人。

5，日本戰敗后，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責令日本外務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其后，“支那”這一稱謂開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學校教科書中、媒體中消失。但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仍然堅持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不斷挑釁中國人。

相關

1931年日軍侵占全東北并隨即建立偽滿政權后，為泯滅當地居民的中華民族意識，對敢于自稱“中國人”的民眾輕則打耳光、重則抓捕，強令他們必須自稱是“滿洲國人”。在近年國內有些描寫偽滿時期的電視劇中，出場的日本侵略者還訓誡居民“你們中國人”如何如何，這一聽便知是編導者不了解偽滿時的社會狀況。 日本社會上以貶斥“支那人”為重要標志的侮華、蔑華風潮，在以盧溝橋事變為發端的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后發展到頂點。當時日本政府并沒有對華宣戰，只稱這是一次“膺懲暴支”的“事變”，不承認也不遵守任何國際間的戰爭法規。此時一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稱呼“支那”尤嫌不足，又稱中國人為“強克玀”(“豬玀”之意，由“豚尾奴”發展而來)。受這種辱華情緒煽動的日本軍人，自然會放手對中國和平居民實行大屠殺。1950年代在撫順戰犯管理悔過的日本戰犯通過反省，追思為什么犯罪的原因時都說：“那時我們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當成人，感到如同屠宰豬羊一樣……”

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迎來了洗刷對日國恥的一天，各地的日本人則大都如喪考妣地集合收聽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要求其投降)的“御音”。中華兒女以3500萬人傷亡(其中死亡2000多萬人)的代價贏得勝利，同時也使“支那”這一辱華之稱走向了終結。

日本自戰敗起，其新聞報道開始改變了“重慶政權”、“支那軍”一類傳統稱呼，出現了“中國政府”、“中國軍隊”的正式稱號。戰后中國派駐日本的軍事代表團到達東京后，發現某些媒體中仍出現“支那”一詞，馬上以戰勝國身份要求盟國占領軍禁止，美國占領當局就此向日本政府發出命令。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務省向各新聞出版單位發出《關于避免支那稱呼事宜》的通知稱：“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為中華民國之國名，今日應改用中國等稱號。查‘支那’之稱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鑒于戰后該國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該詞，故今后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

這個通知雖表現出無可奈何的口氣，“支那”這一使中國人極感屈辱的名詞畢竟從此在日本公開出版物中消失。不過，由于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許多表現在戰敗者心中并沒有確立起尊重，戰后的中國又仍處于內戰和極度貧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們是被美國打敗的，并沒有敗給中國”的言論，日常口頭習慣仍使用“支那”一詞。

后來的歷史證明，“支那”一詞在日語的口頭表述中消失，在于新中國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中國敢于出兵朝鮮，并使美國輿論驚呼遇到“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時，戰后普遍對美國頂禮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驚!他們對過去數典忘祖而一度輕蔑的神州古國重新產生了敬佩之感，“中國”一詞就此真正成為日本人平時的口頭語言。戰后出生和長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對中國的稱呼”。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不僅震動了日本本土，當中國軍隊對美軍作戰的捷報傳到東北的日本戰犯管理所時，那些從蘇聯遞解過來而對華表示不服的戰犯們也都低下了腦袋。這些一向只崇尚強者的人，就此才紛紛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并不能不重新認識中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