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譜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昨天起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共6卷，近300萬字。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共3卷)，經過修訂后也再次出版。這標志著《毛澤東年譜》全部面世。

《毛澤東年譜(1949-1976)》是一部記述毛澤東同志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他逝世27年間的生平、業績的編年體著作，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論、決策、工作方法和各種活動，反映了他領導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歷程。從這部年譜的記述中，還可以了解毛澤東同志在27年間是怎樣工作和生活的。這部年譜以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資料為主要依據，發表了大量未編入毛澤東著作集中的講話和談話，同時又使用了其他文獻資料和訪問材料，內容非常豐富。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原主任熊華源之前在《向往毛澤東》出版座談會上曾表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的出版，將全面地反映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思想、生平、業績、風范，同已經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相銜接，將形成一部完整的《毛澤東年譜》。在他看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既是研究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思想、生平、業績和風范的重要成果，同時也是這一時期黨和國家的歷史的一個縮影。特殊的題材和內容，賦予這部年譜廣泛的應用價值和深刻的理論意義。這部年譜的出版，將填補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空白。“這對于史學界、理論界全面地、科學地研究建國后的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和變化過程，研究新中國成立后27年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應對和戰勝遇到的各種嚴重挑戰與困難所表現出來的領導思想和政治智慧，研究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形成過程，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對于深入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進而對于進一步加強和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的研究，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規律，總結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經驗，也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一書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逄先知主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2002年8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3卷，全書139萬字。

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

年譜的作用

年譜是史籍中較為特殊的一種人物傳記體裁，一般的傳記主要紀傳主的生平大要，而年譜則是以年月為經緯，收集了有關個人最詳盡的第一手資料，比較全面細致地敘述譜主一生事跡，可以理清人物活動的許多線索。

據教育部古委會所屬地方文獻研究室主任來新夏介紹，有些重要歷史人物的傳志比較簡略，而年譜則記其仕歷的逐步過程。可以說，年譜是人物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

近年來，近現代人物年譜的編纂和出版相當繁榮。目前，共和國領袖的年譜也多有出版，已經出版了《毛澤東年譜1893-1949》。此外，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董必武、張聞天、聶榮臻、陳毅、粟裕、博古、王稼祥、吳玉章、張云逸等也已有了年譜，對黨史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有所爭議的黨史人物，如《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張國燾傳記和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也是黨史研究領域不可多得的重要讀物。

來新夏表示，人物年譜的編纂原則是實事求是，有事即載，無事即闕，有對寫對，有錯寫錯。另外，年譜作為一種存史資料，引用的資料一定要注明出處。

毛澤東年譜意義

《毛澤東年譜(1949-1976)》于近日出版，這是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活動中的一件大事，更是黨中央以文物和理論的形式進一步推進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一項重要舉措，意義深遠。

我們知道，年譜是一個記載重要人物生平事跡的、較為特殊的人物傳記載體。在我們黨內，《毛澤東年譜(1893-1949)》已經出版，同時，周恩來、任弼時、朱德、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年譜也已經出版。在這些年譜中，最重要、也最具史料價值的當屬毛澤東年譜，因為通過這個年譜，我們不僅看到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偉人不斷成長的足跡，更看到了我們社會、我們國家和我們黨艱難創業、再造輝煌的歷程。當然，考慮到年譜的資料性、準確性、真實性，毛澤東在其一生奮斗中的內心世界的喜怒哀樂和國家命運的跌宕起伏也都會得到體現。

當前，我們正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毛澤東年譜當中關于文風問題的重要論述，尤其是轉變領導干部文風的一些觀點，值得我們關注、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首先，文風不僅是一個寫作方法問題，更是一個世界觀問題，是一個能不能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指導自己思考和實踐的問題。1957年3月8日，他同文藝界代表談話時說：“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毛澤東之所以崇敬和推薦朱自清、魯迅的文風，之所以對朱自清的文風還有點意見，就是希望通過文風折射出人的骨氣和正氣。毛澤東說：“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的，他的文章寫得好，另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文章是口語。”同時，文章尖銳、批評犀利，是為了改正缺點，而不是整人：“文章的好壞，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有些同志(包括領導和一些文人)，對這一立場的把握還是有所欠缺，或批評的力度不夠，你好我好，大家都做和事佬，或不講道理的批評甚至攻擊，把人說得一無是處，只有他自己最高明……這些現象，看似文風，從根本上說還是反映了一個人的人品和素養。

其次，文風事關工作得失和人民群眾民生好壞，是我們執政黨必須加以關注的大事要事。毛澤東最反感是讓秘書代勞寫作，因為秘書是會看領導的眼色辦事的，你讓他怎么寫，他就怎么寫，一般的儀式性的稿件如果這樣做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重要的場合和重要的稿件也這樣照樣畫葫蘆，是一定要出問題的。為此，毛澤東氣憤地指出：“現在北京當部長、局長的都不寫東西了，統統讓秘書代勞。秘書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書去辦，那么部長、局長就可以取消，讓秘書干。”所以，當田家英一開始在毛澤東身邊做秘書時，毛澤東就對他說，當我的秘書很容易，也很不容易。容易是只要幫助找資料就行，我不會讓你代筆;不容易是，真的我要你寫一點東西，能夠被我認可就不容易。1955年，國家處于一個發展高潮時期，他就十分警惕因為文風問題而給我們事業造成損失。6月8日在給陸定一、周揚、鄧拓的信中說：“關于寫文章，請注意不要用過于夸大的修飾詞，反而減損了力量。必須注意各種詞語的邏輯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條理(也是邏輯問題)。廢話應當盡量除去。”1956年，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講話中再次說：“發言要精，要生動，要多種多樣，要短，要有內容，要有表揚，有批評，有成績，也有缺點，要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頌揚，登到報上凈是好事，那就不好看。”實踐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即是說如果我們的報道、我們的文風都是一邊倒，那肯定要出問題的。毛澤東晚年的失誤，也是和他沒有徹底和全面堅持這一觀點有關。

再次，在文藝創作中，文風也是一種藝術性的表現，也是表現創作者思想境界和主題立意高低的大問題。他指出：“文藝批評問題，這方面的文章我讀得不多，感覺恰當的批評不多。有些批評粗暴得很。現在文藝批評可以說有三類：一類是抓到癢處，不是教條的，有幫助的;一類是隔靴搔癢，空空泛泛，從中得不到幫助的，寫了等于不寫;一類是教條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礙文藝批評開展的。”毛澤東批評的這個現象今天在文藝界還有沒有呢?我們的文藝發展、尤其在文藝批評方面能不能更有作為呢?所以，毛澤東年譜中的一些史料、一些觀點，需要我們認真反思、主動反省。毛澤東不是劇作家，但是令人敬佩的是，他對劇本創作的觀點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講話中，他說：“寫劇本有這么一個原則，要為觀眾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點想頭，如果一切動作、一切語言都在臺上做完了、講完了，并不見得好。”就是說作為一個劇作家或戲劇人，你不能把觀眾當傻子，什么東西都要你在舞臺上一字不拉地說出來，全部說出來了，還要觀眾的想象力干嘛?中國藝術的寫意原則就是建立在既讓觀眾預料到、又讓觀眾沒想到之基礎上的，是“引而不發”、是“暗而不明”—毛澤東的這個觀點已經由文風涉及到美學創作的原則了，也是需要我們好好學習的。

紀念毛澤東就是學習和發揚毛澤東的這種精神，就是希望從各級干部做起，在包括文風問題來一個改變，這是自身修養的需要，更是人民群眾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