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集體領導體制

目錄: 1、事件簡介; 2、集體領導體制形成; 3、健全的機制; 4、團結的領導核心; 5、重大創新

事件簡介

中國其創立了集體領導體制，由一個嶄新的由現代政黨、現代國家共同構成的“集體領導”。這就是中國作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治理的領導核心。它是指由多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及其集體領導機制。根據《中國共產黨黨章》，經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民主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產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多位常委分別代表黨、國家、軍隊等各大領導機構，共同治理黨、國家、軍隊和社會，形成了分工合作與協調合力的集體領導核心，形象地講就是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體制。

集體領導體制形成

這一制度最早是由毛澤東在1956年黨的八大會議上提出的，到1959年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代表五大機構：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和中央軍委。然而1966年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核心作用失靈。1982年黨的十二大鄧小平重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確立其為黨中央領導核心，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代表六大機構：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1992年黨的十四大江澤民進一步加強集體領導體制，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代表六大機構：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2002年黨的十六大胡錦濤完善中央集體領導體制，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代表黨、國家、軍隊等八大機構，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體制，至此已經突破了現代國家普遍采用的總統制、兩院制和三權分立制的國家治理模式，我稱之為“中國創新”。

為什么中國會創新和形成集體領導呢?這既有中國共產黨執政歷史演變的政治邏輯，也有中國作為超級國家(Super Country)基本國情的治理邏輯：一是中國是世界上超級人口國家(Super population country)，相當于美國和歐盟27國總人口1.6倍;二是中國是世界上超級大陸型國家(Super continent country)，地域廣大，遠大于歐盟，與美國相當，但是各地發展極不平衡，無論是地區差距還是城鄉差距都大于當今歐盟和美國歷史上最高的時期;三是中國政府體系是世界上超級政府國家(Super governmental country)，有五級政府，比美國多出兩級，不同層次政府的協調難度大，治理難度更大;四是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超級執政黨，共產黨黨員超過8000萬人，相當于世界第十六人口大國，更需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因此一般國家的制度安排如兩黨制、三權分立制、總統制、兩院制都過于簡單，應用到中國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和明顯的缺陷。從歷史上看，許多制度都在辛亥革命之后歷屆政府曾倡導過、移植過、采用過，但先后都失敗了，未能解決孫中山先生所痛心疾首的“個個自由，四分五裂，一盤散沙”問題(1924)。中國共產黨人在建立新中國的長期過程中不斷探索、不斷試錯、不斷調整，以適應中國國情，適宜發展階段，“摸著石頭過河”，才逐步形成了世界最大的“超級國家機構”及其集體領導體制。

中國作為超級國家勢必采用超級國家機構。這不只是主觀的選擇，也是客觀的需要。無獨有偶。從世界范圍來看，在20世紀上半葉主要爆發在歐洲大陸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巨大的代價促進了歐洲聯盟的誕生，并發展采用了“超級國家機構”，超越了所謂“三權分立”、“兩黨制”、“多黨制”、“總統制”、“聯邦制”的模式，其至少有6個主要機構：歐盟理事會、歐洲理事會、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歐洲中央銀行等。歐盟既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一個聯邦制(federal system)，更像一個具有約束力、強制力的邦聯制(confederacy)，是27個具有主權國家的聯盟(union)。歐洲理事會作為歐盟的最高決策機構，本身就很像“集體總統制”，但是該理事會主席是輪流坐莊的，任期只有半年，尚未熟悉歐盟情況就已經換為他人。歐盟超級國家體制是無法與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體制的決策能力、執行能力相比，深陷債務危機、高失業率就是最現實的案例。

健全的機制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確保中國改革開放順利進行的政治條件，而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需要一個好的機制設計。一個好的機制設計是確保黨中央領導集體新老交替和決策成功的制度基礎。

一旦建立了這一根本制度，就要堅持、維護、改進、完善下去，這樣才不僅能夠保證避免重大決策失誤，而且也能夠保證及時糾正小的失誤。

但是，一個好的機制并不一定就能保障好的結果，它只是必要條件。因為一個好的機制是由人來設計，由人來實施，也可以由人來破壞，由人來違反。例如黨的八大制定的黨章及其民主集中制就是一個好的制度，但是后來毛澤東卻違反規則，破壞規則，這一好的制度就失效，這也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制度根源。對此，1981年黨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地總結了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歷史教訓指出：“毛澤東在他的威望達到高峰后，逐漸驕傲，脫離實際和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破壞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該決議特別指出“我們黨敢于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有決心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為此，鄧小平、陳云等重建黨中央集體領導體制，江澤民、胡錦濤不斷發展完善這一體制。歷史表明，黨中央再也沒有“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

的確，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需要一個好的帶頭人?？倳浭侵醒腩I導集體“一班人”的班長，既是領路人——帶領我們堅定不移的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誠如習近平同志所言：“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又是帶頭人——帶頭遵守規則，帶頭執行規則，帶頭反對違反規則的行為。誠如2013年6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所提出的5項要求：不斷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善于觀大勢、謀大事;全面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發揮模范帶頭作用;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自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來說，最大收獲就是為我們打破了國人對美國民主制度的“迷思”，確立了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度自信。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的民主集中制是對西方民主制的一個超越。中央集體領導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創新，民主與集中“兩條腿走路”，才走得協調，走得穩、走得快、走得好，全面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尤為重要。

團結的領導核心

在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56個民族、30多省級和特別行政區、2800多個縣區的超級社會，良好高效治理尤為關鍵。

誠如1990年鄧小平所言：“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最關要緊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這樣保持五十年(指2040年)，六十年(指2050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過去三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也只是“事后諸葛亮”，才剛剛認識到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體制的特性及其政治優勢。

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體制最重要特征就是“集體”二字：是“集體成員”，而不是“個人”(如總統);是“多個機構”，而不是“一個機構”;是“集體智慧”，而不是“個人智慧”;是“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這樣才能集中人民的智慧、全國的智慧、全黨的智慧、黨中央集體的智慧。集大智者，事竟成。這就是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體制使中國獲得巨大成功并不斷成功的奧秘所在。

根據我對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案例分析，可以將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體制概括為五大機制：集體考察、集體交班、集體接班機制，既避免歷史上的個人交接班陷阱，也避免外國僅靠選舉競爭的政客陷阱;集體分工協作機制，避免了各機構議而不決、相互扯皮、相互對立的決策陷阱;集體學習機制，只有分享決策知識才能形成共識;集體調研機制，只有調查研究才有發言權、建議權和決策權;集體決策機制，避免了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可以及時糾錯。這五大機制的核心是集體決策機制。

中國集體領導體制最大程度減少了決策信息、決策知識和決策權力的不對稱性和不完全性。從決策信息看，集體領導基于集體信息，需要集體接受、交換、分析和綜合信息;從決策知識看，集體領導借助集體智慧，集體智慧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從決策權力看，集體領導實行集體決策，通過集體決策的不斷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既避免了獨斷專行，又避免了權力破碎，實現了決策的民主集中、議而能決、決而能行。無論是從決策理論，還是從決策實踐來看，集體信息優于個人信息，集體知識優于個人知識，集體智慧優于個人智慧，集體決策優于個人決策。

中國的集體領導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7人組成的領導集體;不是一個人的智慧，而是7個人的集體智慧;不是一個機構，而是多個機構，不是一個機構單獨決策，而是多個機構協調共同決策。這的確比美國的個人總統制現代得多(只有不到60年的歷史)、智慧得多(7個人智慧超過1個人的智慧)、協調得多(能夠協調多個機構智慧)，因而具有更強的國家能力(指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能力)，更快的趕超速度(指追趕和超越美國經濟總量、貿易總量、人才總量、科技實力等)，更大的國家優勢(指國家制度優勢、政治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