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包拯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漢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奉使契丹，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陜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準許解鹽通商買賣。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幸大臣。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任樞密副使。后卒于位，謚號“孝肅”。包拯做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于世。知廬州時，執法不避親黨。在開封時，開官府正門，使訟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訴曲直，杜絕奸吏。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后世則把他當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包拯，民間又稱包青天、包公。生于999年，卒于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今安徽合肥市肥東縣），北宋 天圣五年（1027）進士。中進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遠去為官，直到雙親相繼去世，守孝完畢，才在親友的勸說下為官，期間長達十年之久，故以孝聞于鄉里。
宋景佑四年（1037），包拯任天長（安徽天長）知縣，頗有政績。任滿后，調任知端州（廣東肇慶）。回京任監察御史里行，又改監察御史，為“言事官”，對處事不當，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進行彈劾。為懲治貪官，自慶歷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宋仁宗上疏《乞不用贓吏》，認為清廉是人們的表率，而天贓則是“民賊”。包拯七次上書彈奏江西轉運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殘害百姓。并嚴厲批評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間，包拯知諫院，曾三次彈劾外戚張堯佐，審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詐騙案，震動朝野。
包拯在歷官三司戶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間，先后出任京東、陜西、河北等路轉運使，每至一地，都以減輕民間負擔、改革弊政、發展生產為己任，提出了“寬民利國”的經濟思想。多次為了國家大事，說了皇帝不愛聽的話，論斥權幸大臣，請求罷去皇帝賜給親信官僚們的恩寵，一切改由主管機構正常渠道進行。他將唐朝魏征給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寫出來，呈給宋仁宗為座右銘，時刻警惕，以國家大事為重。請求仁宗虛心納諫，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為主”，偏聽偏信，而要愛惜人才，除去苛刻，嚴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說，不隨意大興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納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權知開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離任，前后只有一年有馀。但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把號稱難治的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敢于懲治權貴們的不法行為，堅決抑制開封府吏的驕橫之勢，并能夠及時懲辦誣賴刁民。由于包拯在開封府執法嚴明，鐵面無私，敢於碰硬，貴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斂，聽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兒童婦孺們都知道包拯之名，親切稱呼他為“包侍制”。

生平事跡

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鍘包勉》和《包公賠情》等戲曲里，說包拯從小受父母遺棄，由包拯大嫂帶養成人，這不符合歷史實際。事實上，包拯的幼少年時代，深受父母寵愛和教養。
官場生涯

包拯長大后，也極為孝順父母。與包拯同時代的歐陽修，曾經彈劾包拯“素少學問”。這里的“學問”，主要不是指讀書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歐陽修其實不是貶低包拯，而是認為包拯“少有孝行，聞于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應該給他以更合適、恰當的官職。包拯的青少年時代，也曾刻苦讀書，所以在他二十九歲時，終于考中了進士甲科。按照宋朝規定，考取進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縣(今江西永修)任職。但包拯認為父母親年事已高，應該盡孝奉養雙親，因而請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縣)做官。但是，父母親希望兒子在自己身邊，包拯便決定辭職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雙親去世，包拯守喪期滿，仍不想離開故土。當時，這種封建孝道，受到家鄉人的稱道。安徽合肥發現了一塊包拯為父親包令儀立的神道碑。碑上陰刻篆書“宋故贈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貴文物，又是他力盡孝道的見證。
或許由于包拯這種鐵面無私的性格，被大臣們賞識，所以朝廷于慶歷三年(1043年)將包拯調到首都開封。這是自從進京考試之后，包拯第二次來到京城。包拯被任命為監察御史。當時，監察御史雖然沒有多大實權，但對包拯來講，卻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從此包拯可以直接參與朝政，并且可以對于朝廷各個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議。實際上，包拯在任監察御史期間，確實對北宋的內政外交，提出過許多批評和改進辦法，并且還曾出使契丹(遼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慶歷六年(1046年)夏，包拯調任為三司戶部判官。當時的三司是中央財政機構，戶部掌管全國戶口、兩稅等，戶部判官協助三司使的工作。包拯先后擔任京東、陜西、河北轉運使，轉運使負責一路（相當于省）的財政、監察等行政事務。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視體察民情，要求朝廷讓百姓休養生息而安居樂業．兩年之后，包拯被召回開封，提升為戶部副使。在此期間，他曾前往河北解決軍糧問題，又曾到陜西解決運城(今屬山西)鹽業問題。在河北，他奏請用作養馬的田地，還給地方和農民。在運城，他改革鹽稅法令，以便利于商販經營鹽業。

包拯出色的工作，利國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天章閣是存放朝廷圖書文獻的地方，待制之銜，有名而無權。包拯又叫包待制，不過是對他的尊稱。然而，知諫院即兼任諫官之職，卻十分重要。諫官的任務是向皇帝進諫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諫官期間，不但對橫行不法的權臣屢次抨擊，而且對時政的許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議。可惜的是，兩年之后，包拯改命為龍圖閣直學士，這也是個虛銜(從此人們又稱他為包龍圖)，并且又一次離開京城，到河北、廬州、池州(今安徽貴池)，江寧(今江蘇江寧)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開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等官職，上升為當時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樞密副使，相當于副宰相之職。
主張改革
包拯所處的仁宗時代，已經不象宋初那樣生氣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費成為當時的三大災害，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各地出現了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面對這樣的形勢，包拯從憂國憂民出發，主張對時政進行整頓和改革。應當說，包拯的改革主張，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卻有利于當時的下層人民．包拯之所以為天下百姓所愛戴，原因就在這里。
北宋龐大的官僚機構，冗官成災，包拯認為必須加以整頓和革新。他不但主張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議提拔“奮不顧身，孜孜于國”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彈劾“苛政暴斂”的轉運使王逵，而且不畏風險，力主將皇帝的親戚，“凡庸之人”張堯佐免去要職。在包拯看來，“在政府無所建明”的平庸之輩，不論其官職有多大，都必須下臺。他曾建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他主張官員年到七十歲必須離職。他揭露不愿離職的官僚，是不知廉駐，“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他主張不能任意封官許愿，即使是恩賜即由父親的功勞而錄用的子孫，也要通過考試。這些，都是為了解決冗官問題。包拯其實并不反對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新政失敗，許多官員受到處分，包拯全力為這些敢作敢為的官員嗚不平，主張起用他們。

在經濟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張壓縮開支，另一方面又主張不能苛剝平民。當時有一種政策，由政府向城鎮百姓強行購買國家需要的物資，價格比市場價格低。這就成了剝削民眾的一種手段。包拯堅決反對這種害民政策。他列舉陜西強購軍用物資的危害，“前后人戶破藹家產不少”，因而要求廢除這種辦法。包拯建議，國家急需物資應該“置場收買”，以公平的價格，自由收購。這一建議，無論對減輕百姓負擔，還是對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運城解鹽問題，也是由于包拯極力支持改革，使解鹽的生產與銷售，由原來官方壟斷，改革為允許商人買賣。這一改革，不僅解除了百姓為政府搬運官鹽之苦，而且同樣有利于食鹽的流通．沈括稱贊這種“通商法”，“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此外，包拯還曾主張方田均稅，即丈量地主豪強的土地，防止他們漏稅逃役。他還曾鼓勵民間采礦煉鐵等等。可見，包拯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改革，目的在于“寬國利民”。
在宋朝的國防和對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樣主張民富國強，改善邊防措施，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他在出使遼國時，遼國刁難他，他義正詞嚴地據理力爭，不卑不亢。回國后，他立即將在遼國的所見所聞，報告朝廷。他說，遼國在山西北部集結兵馬，聚集糧草，其意圖不可不防。他建議，一定要加強山西宋遼邊境的代州(代縣)、應州(應縣)、雁門關一帶的戰備，以前，遼國蠶食邊境領土，是由于邊防之臣膽小怕事，不敢對抗，如今應該下令邊臣，讓其嚴加防守，不能丟失一寸土地．另外，原來這里的守將，在軍事上是外行，現在必須派懂得軍事的人去領導指揮。朝廷采納了包拯的意見，加強河北，山西的防衛．更重要的是，包拯對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減“老病冗弱”的主張，以利于訓練及加強戰斗力。同時，他還提出加強邊境民間義勇的訓練。宋朝將士經常調動，以防武將專權，但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弊病。包拯認為要改變這種政策，使將官有職有權，不要輕易調動。可貴的是，包拯建議加強國防與軍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負擔為前提。
剛正不阿

一個人的功過歷史，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譜寫。一旦自己的行為被實踐證明對社會、對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終究會給他以恰當的評價。這評價，恐怕不會以一些暫時的貶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為人民所歌頌與懷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實踐，有利于社會與人民。這實踐，不僅是由于他為當時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個人的道德品質，確實有不少同時代人，甚至后來人難以企及之處。
首先，他為人剛直，既不兩面三刀，更不會搞陰謀．他從不趨炎附勢，看顏色行事，更不說大話，假話。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諱，不怕冒犯皇帝．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諫，公開對皇帝說，我已經老了，而且沒有兒子，如果認為我說得不對，也不要緊，反正不是為了自己想升官發財。幸而宋仁宗倒也過得去，沒有處理包拯，反而說，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說，宮內的親信宦官，權力太大，待遇太多，應該精簡人員和開支．這當然要得罪皇帝的親信左右，招來不測之禍。還好，皇帝說，“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包拯總算碰上了一位比較開明的宋仁宗。否則，早巳人頭落地了。這種剛正不阿的大無畏氣概，使當時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義感的臣僚，對包拯都很欽佩。歐陽修就欽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時甚至不顧有關規定和禮節，當面斥問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們下不來臺。歐陽修不贊成包拯這種作法，認為包拯剛直有余，“思慮不熟”。其實，因循守舊、無所視事的宋仁宗時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這樣的人。這對于糾正時弊，總有好處。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終究認為包拯不夠理想，沒有提拔他當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職。包拯剛直，卻并不主觀武斷．他既善于調查研究，又樂于聽取別人的意見．他的臉上很少有笑容，但當別人指出他的錯誤時，卻能虛心接受。所以司馬光稱道他“剛而不復，此人所難也”。
包拯大公無私，不謀私利。他一生儉樸，即使是當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習慣，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經寫過一則家訓，刻在家中壁上．家訓的全文是：“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就是說，包拯嚴厲要求后代不貪不好，不要欺負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孫，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墳。
維護法制

在小說、戲曲中，黑包公是法律與正義的典型形象。這是由歷史上的包拯演化、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不過，歷史上的包拯確實愛民如子，不畏權貴，執法嚴明，因而博得當時和后代人民的頌揚，把他作為受苦受難的救世主。包拯嚴明法紀，當然是為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維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眾的領袖，反抗封建統治的先鋒。但是，在封建社會里，統治階級中有遠見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認識到，對于人民群眾，應該愛護，不要對他們橫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辦事，對百姓任意欺壓。否則，其結果必然反過來動搖甚至摧毀封建王朝的統治，因而從根本上來說，暴政顯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這樣的人．他之所以為人們千古傳頌，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執法行動，符合人民群眾的要求與愿望．比起貪贓枉法來，兩袖清風，依法辦事總要好一些，對廣大人民有利些。
盡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個被欺壓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狀還是難于上青天。不但手續很多，而且根本見不到官員的面．這樣，官吏豪強狼狽為奸，既可以敲詐勒索，又可以將法律作兒戲。
包拯在開封府任職時，作出了新的規定：大開正門，凡是告狀的，都可以進去直接見官，直接面陳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攔刁難．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小事．無論從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講，還是從有助于審理案件上講，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這改革，在中國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進步意義。包拯辦案，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怕權勢，二是為民申冤。兩者結合起來，便是包公。不怕權勢，敢于頂風辦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錯綜復雜的關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權的繩索，把官僚、貴族、豪紳、惡霸們聯系在一起。要沖破這個已經編織好的、保護地主貴族利益的網絡，談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難而上，以不怕身敗名裂的勇氣，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
開封的一條小街上發生火災。有些無賴竟然戲弄起包拯來。他們追到包拯面前，問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還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現在要來破壞救火工作，下令把他們統統殺了。

包拯廟

早在天長縣時，包拯就處理過一件偷牛案．有一個無賴，將農家的牛舌割掉了。農民告到官府，包拯對那農民說，你回家把牛宰殺吃了。那農民真的回家把牛殺了。宋代法律規定，擅殺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個無賴到縣里，控告那農民殺牛。包拯大怒，立即審問那無賴，你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無賴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驚：你包拯怎么會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實，包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斷：既然有人要害別人，那么別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機告狀，所以包拯叫農人干脆把牛殺了，以引誘割牛舌者來告狀。
打擊權貴與罪犯，維護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減輕農民負擔。包拯任監察御史時，曾出現過一件怪事；轉運使王逵，向皇帝告狀，告的是陳州(今屬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師苛剝農民，多收錢糧。在當時人心目中，任中師廉潔，王逵貪卑，這是否是惡人先告狀？所以要派人去調查。許多人都畏懼王逵的權勢，不愿前往。包拯為弄清真相，為民除害，毅然來到陳州，經過調查，并且掌握了證據，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報告，向農民任意搜括，引起農民不滿與無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將王逵撤職，將多收錢糧還給農民。戲曲《陳州放糧》，就是依據包拯這一事跡，加以渲染、虛構而成的。包拯辦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當時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眾更把包公傳為救世主。

仕履表

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不赴），監和州稅（不赴）。

《包青天》之包拯

景佑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長縣。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慶歷三年（1043年）：監察御史里行，勾當東排案司。
慶歷四年（1044年）：監察御史，權度支判官，三司戶部判官。
慶歷六年（1046年）：京東轉運使。
慶歷七年（1047年）：直集賢院，工部員外郎，陜西轉運使。
慶歷八年（1048年）：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未及上任），三司戶部副使。
皇佑二年（1050年）：天章閣待制，兵部員外郎，知諫院。
皇佑四年（1052年）：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高陽關路都部署安撫使。
皇佑五年（1053年）：知揚州（后知廬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員外郎，知池州。
嘉佑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寧府（后權開封府）。
嘉佑三年（1058年）：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理檢使，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嘉佑四年（1059年）：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
嘉佑六年（1061年）：給事中，禮部郎中（后禮部侍郎），三司使，樞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禮部尚書（五月卒贈）。

包公祭墓

包公墓全稱包孝肅公墓園，位于合肥市內包河南畔林區，與包公祠緊緊相連。整座墓園面積1200平方米。包拯病逝于北宋嘉七年(1062年)，次年由開封護喪歸葬在今合肥市東郊大興集。1973年建于此，1988年竣工。墓園內遷安了包拯及其夫人、子孫的遺骨。包公曾言：“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故有“不肖子孫，不得入墓”的傳說。墓園由主墓區、附墓區和管理區組成。主墓呈“覆斗型”，墓室內安放有包拯墓志銘和2．4米長的金絲楠木棺，棺內安放包拯遺骨。北側是附墓區，有包拯夫人董氏及其子、媳等墓5座。整個墓園莊重肅穆，寓包拯稟性峭直、剛毅之意。主要建筑上置有中國著名書法家趙樸初、劉海粟、啟功、溥杰等撰書的楹聯。

包氏家族與遺跡

據墓志銘載：包拯先有三妻張氏、董氏（有一子包繶但他婚后兩年染病身亡），并后與隨嫁之待婢孫氏納為妾室并生下一子包綖（1058年，包綖由包繶之妻崔氏取名包授），妻被包拯遺送回家，因為包綖，家族得以繁衍；包公另還有兩位女兒。另董氏于1068年病逝于合肥，與包拯合葬；崔氏則于1094年去世，享年62歲。
他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病歿于開封，謚號孝肅，妻子董氏把生前奏議底稿交付至門生張田輯錄成《孝肅包公奏議》(即《包拯集》)傳世，次年歸葬合肥并由宋樞密副使吳奎立下墓志銘（現存安徽省博物館），墓地曾于1199年由淮西路官員重修，但于文革時期1973年3月因當時革命委員會征地被強行“遷墳”破壞，而另一相關古跡“包公井”原址亦搶救未果，于1986年成為在合肥四中的一幢五層樓宿舍。

世人評價

京劇臉譜

包拯以廉潔公正、不攀附權貴著稱，故民間稱其包青天及包公，就任開封府尹期間，辦案既明查又暗訪，執法既嚴謹又不失人情，令正義得以順利伸張之余亦導人向善。
開封府公堂門前右邊前有一鼓，逄有重大冤情之時，不論大小人物一經擊鼓鳴冤，包青天定必升堂開審，喊冤者可直接向包大人陳述冤情；而傳說包拯審案不分晝夜：日審陽間，夜審陰間；并流傳多個審案故事傳頌后世，著名的有《鍘美案》、《貍貓換太子》、《烏盆案》等。另古代小說《七俠五義》亦以其為主人公。因其大公無私，擁有一副鐵面如墨的臉孔以鎮懾佞臣，額上掛有一彎蒼白明月，故亦有“包黑子”稱號，坊間傳說中包拯死后成了神明“馬國公”，故現在稱的“馬國公”就是包公本人。

歷史史實

《宋史》

原文：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裴徊不忍去，裏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制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徽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
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陜西，又徙河北，入為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刑、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宋史》

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筑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
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官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為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系，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

民間傳說

包拯一生為官大公無私，廉潔嚴明，受到百姓的愛戴。百姓都把他看作是神的化身，因此民間流傳著大量關于他的傳說。
民間傳說包拯可審判上至天上的神，下至地獄的小鬼；日審陽，夜審陰；死后還被派往陰間做了閻羅王。可見民間對包拯評價之高。

傳說包拯在家排行老三，故小名叫包三，在包三未出世之前，他們的家境十分貧寒，有一天包三的大嫂洗澡，在澡盆里落下一顆星星，這一顆星星嚇壞了他大嫂，她就把洗澡水讓給他媽媽，第二年，她媽媽生下了包三，奇丑無比。加上臉又黑且額上一道月亮的胎記，他媽媽認為生了一個怪胎，他媽要求他大嫂把他活埋了，說完就嚇暈了過去，而他的大嫂就偷偷地抱走，給人家寄養。
傳說落在澡盆中的星星就是文曲星，民間因此說包拯是文曲星下凡。這是關于包拯神化的最初傳說。

話說北宋末年，天災人禍不斷，民不聊生。玉皇大帝特派赤腳大仙下凡做皇帝以救治民間疾苦，還答應派文曲星和武曲星輔佐他。
赤腳大仙下凡后投胎就是宋仁宗，但一出生就一直大哭不止，催促文曲星與武曲星趕快下凡。玉皇大帝因此急派二星趕緊下界。
而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是投胎的人，都要到南斗星君處報道，并取一個臉譜下凡。文武二星到南斗星君處報到時，恰巧又遇南斗星君正與北斗星君下棋，無視文武二星的到來。
文曲星等得不耐煩了，就直接從南斗星君身旁裝臉譜的乾坤袋，拿了一個臉譜就匆匆下凡投胎。而武曲星耐心的等到南斗星君下完棋后才說明來意，因此南斗星君從乾坤袋中，打算拿個武士臉譜給武曲星，但東找西找就是找不著，只好拿了文士臉譜給他。
文曲星投胎后就是包拯，但因匆忙之間拿走了武士臉譜，因此一出生就是個黑臉，以致遭到父親嫌母親棄，而他的嫂子可憐他將他撫養長大，所以包拯都尊稱他嫂嫂為「嫂娘」。包拯長大后考中狀元，游宮時皇后因為嫌他面黑，特賜他三尺紅綾遮面皮。
而武曲星投胎後就是狄青，生得眉清目秀，像一個文弱的書生。但因練就了一身好武藝，而成了宋朝的一員大將，南征北討屢建奇功。但因長得臉白清秀，難以服眾，因此做了一個兇惡的鬼臉面罩戴在臉上，增添幾番煞氣。
以上內容純屬民間傳說并無史實根據。有關包拯的傳說數不勝數，此處不一一介紹。其他傳說可參考人民教育出版社歷代名人傳說。

智慧故事

北宋名臣包拯（公元999—1062 年）在天長縣剛任縣令時曾審過兩樁牛案。
那是春耕時節，東村農民王某和張某一天在田里同耕，休息時坐在田岸邊閑聊，讓兩頭牛在坡上吃草。一會兒，兩頭牛抵起角來，王某和張某沒當一回事，竟在一邊看熱鬧，誰知道王某的牛把張某的牛抵死了。這下兩個好朋友翻了臉，張某告到縣衙門，要王某賠牛。那時包公還沒上任，前任白縣令審案時想：判賠，王某吃虧；判不賠，張某吃虧。左思右想，沒法把案子判得公平合理，只得把兩人收在監里。
第二天，包公上任，聽說有兩個農民在監里罵人，提出來一審，知道事情的原因，就笑哈哈地對他們說：“你們本是一對好朋友，只是漫不經心使牛抵角死亡，以致朋友反目成仇人，這實在是不應該的。今天本官勸你們言歸于好。”說罷，提筆寫了四行字：
二牛抵角，
不死即活；
活牛同耕，
死牛同剝。
兩個農民聽完判決，都說這樣公平合理，謝過包公，攜手走出公堂。誰知那兩人剛走，又來一人報案。
那是西村農民，名叫劉全。今天早晨他正要牽牛下地干活，來到牛圈時大吃一驚：原來他的大黃牛滿口血淋淋，牛舌頭不知給誰割掉了。他心疼得哭了一場，急來縣衙門要求破案。
包公看了狀子，心想：這很可能是劉全的仇人干的。就對劉全說：“看來，這頭牛是活不長了，你干脆把牛宰了，肉可以賣，我再資助你一些錢，這樣你又可以買一頭牛了。”劉全感激地揮淚告別。
劉全剛走，包公當即出了一張禁殺耕牛的布告：
本縣曉諭黎民百姓：為確保春耕春種，保養好耕牛，嚴禁私自宰殺。如有病牛，須請牛醫診治；診治無效的，先報呈縣衙，經查驗后，方可宰殺。未經查驗，擅自殺牛的，一律嚴懲不貸。有人捕捉到殺牛者，官府賞銀三百貫。此布。
第二天，劉全的鄰居李安前來報告說，劉全擅自宰殺耕牛。
包公想：村中的人一定都知道，劉全宰殺的是殘廢牛，而這個自稱劉全鄰居的人明知殺殘廢牛而來告他，不就是誣諂好人嗎？這人肯定和劉全有仇。包公出布告本來就是要引劉全的仇人出來。現在問過姓名，知他叫李安。劉全曾告訴包公，李安曾和他有仇，看來此人必定是偷割牛舌的人。
一審問，李安只得供認了自己割牛舌而又來誣告的罪狀。

包拯在定遠縣任縣令時，常常微服私訪。一次，包拯帶著衙吏經過某山崗時，見前面草叢上方蒼蠅亂飛，并有一股血腥味撲來，便令衙吏察看。草叢里躺著一具男尸，身體已經腐爛，面目難辨，背上壓著塊大青石板，肩上還搭著只馬褡褳子，內有木制“宋記”印戳——原來是個收賣粗大布的，查問地保，知本地沒有姓宋的販布商人。包拯斷定這是謀財害命的案子。那么殺人犯是誰呢？
第二天，包拯貼出布告，說要在大堂上審石板。大家覺得好奇，都到堂上看稀奇事。那塊青石板正放在堂中央，鐵面無私的包拯喝道：“大膽石板，竟敢謀財害命，目無國法，給我狠打四十大板！”差役揚起板子，狠狠向石板打去，“噼噼啪啪”震得差役虎口疼痛。大家見狀，都忍不住笑出聲來。包拯斥責道：“本縣斷案，大堂上理應肅靜，你們竟敢喧嘩公堂，該當何罪？”
眾人見包拯發怒，一齊跪下，口稱“知罪”。
包拯說：“那好，你們講，愿打還是愿罰？愿打，每人打四十大板；愿罰，每人舉保畫押，限定三日，交上三尺大布。違者嚴懲！”
大家愿罰。心想：“包大人真有意思，找不到兇犯，讓眾人來獻一條孝布。”
三天之內，近街遠集的粗大布一購而空。包拯的手下一邊收布，一邊核對布頭上的印記，竟發現不少人交上的粗大布上有“宋記”印戳，與死者的印戳絲毫不差。經查問知是某布莊的。當下把某布莊老板抓來。老板一見死者的印戳，面如土灰，只得供認：死者宋某從外地收購粗大布，蓋上印戳后寄存在他那里。他謀財害命，但匆忙之中忘了毀掉馬褡褳子。

傳說，有個啞子，每逢新知府上任，都獻上一根木棒，任官責打。包公上任后，他又來獻棒。包公想：如果他沒有冤枉，怎肯屢屢無罪吃棒？無奈啞子口不能言，手不能寫。包公心生一計，用豬血涂在啞子臂上，又以長枷枷到街上示眾。暗差幾個心腹跟隨其后，見有人替他鳴冤叫屈，就傳他上堂。
一會兒，果見圍觀者中有個老頭為啞子叫屈，于是將他引到包公面前。
老人說：“這人是我村的石啞子，自小不能說話，只是耳朵還好使，他被哥哥石全趕出，萬貫家財，并無分文給他。每年告官不能伸冤，今日又被杖責，小者因此感嘆。”
包公傳石全到衙，但石全不承認啞子是他親骨肉。
石全走后，包公教啞子：“你以后撞見你哥哥，就去扭打他。”
啞子眨巴著眼睛，看上去有些害怕。
包公說：“你就照我的話去做好了，本官可為你作主。”
一日，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哥哥來告啞子，說他不尊禮法，毆打親兄。
包公問石全：“啞子如果真是你親弟，他的罪過不小，斷不輕饒。如果是外人，只作斗毆論處。”
石全說：“他果是我同胞兄弟。”
包公喝道：“既是你親兄弟，為何不將家財分給他？分明是居心獨占！”
石全無話可說。包公即差人押他們回家，將所有家財各分一半。

開封府尹包拯斷案如神，但有一案件頗費他躊躇。
街民毛勤猝然死亡，族人因其死得蹊蹺，便狀告開封府。
包公將毛妻冬花傳訊、冬花雖言詞哀切，但面露妖冶，外著喪服，內套紅襖，分明具有殺夫嫌疑，但她聲稱丈大系“氣鼓癥”死亡。
包公問道：“既患氣鼓癥，可曾請醫治療？”
冬花對答：“丈夫命薄，未及請醫，已氣絕身亡。”
包公便命仵作廖杰開棺驗尸。廖杰經驗豐富，但驗尸結果，雖見毛勤死狀異樣，但并無查出謀害痕跡。回轉家中，夜不成寐，不知如何向府尹匯報。
其妻阿英見他心事重重便問道：“你可曾驗看那尸體的鼻子？”
廖杰反問：“驗那鼻子何用？”
阿英說道：“那鼻子內大可作文章，倘從中釘上利釘，直通腦門，豈非能不留痕跡而致人死亡！”
廖杰將信將疑地連夜再去復驗尸體，果見毛勤的鼻孔內有兩根鐵釘，于是真相大白，遂將冬花緝拿問罪。冬花抵賴不過，承認串通姘夫謀害親夫。
事后，包公詢問廖杰：“冬花作案手段奇特，你是如何想到驗看尸體鼻孔的？”
廖杰回答：“此是小的妻子提醒的。”
包公說：“請你妻子來府，我要當面酬謝。”
第二天，廖杰高興地帶著妻子到府里領賞。包公像是熟人似的對阿英端詳了一會，開口問道：“你嫁給廖杰幾年了？”阿英答道：“我們系半路夫妻，只因我前夫暴病死亡，才改嫁廖杰為妻。”
“你前夫名字可叫路才？”
阿英面露驚異之色：“大人如何得知？”
“路才暴死一案由縣衙呈送本府，我昨晚查閱卷宗，得知縣衙已對此案作了正常病故的結語。但我覺得此種結語頗存疑問。”
阿英更是呈恐慌之色：“大人以為..”
“本府認為，路才系被人從鼻孔中釘釘謀害。”
廖杰奉命前往路才墓地，掘墓開棺，雖尸體已腐爛。但在鼻孔部位露出兩根已銹的長釘。
包公繼續審理路才案件。他對阿英說：“想你一個平常女子，如何懂得鼻孔釘釘的奇特方法，除非有過親身經歷，才能一語點破，”
阿英只得如實招供事實：原來她也是個水性楊花的女子，在與路才結婚之后，經常與人姘居，姘夫是個慣犯，與她合謀用鐵釘釘鼻之法害死路才，后來那姘夫在斗毆中被人殺死，阿英才改嫁廖杰。
廖杰聽了如夢初醒：“想不到此女這般蛇蝎心腸，若非大人明察秋毫，我也幾乎作了她砧上之肉。”
阿英懊喪不已：“若不是我多言多語，此案也斷不能破。”
包公正色道：“非也，作案之人，僥幸取巧，只能蒙蔽一時，不能長久隱藏，終有一天會暴露出來自食惡果。此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仁宗年間，陳州大旱，發生饑荒，戶部尚書范仲淹上殿奏本，保舉龍圖閣大學士兼開封府尹包拯到陳州糶米濟賑。
原先朝廷已派了兩個官員去陳州辦理濟賑事宜，這兩個人都是當朝權貴劉衙內的親屬，一個是他的兒子，一個是他的女婿，他倆在陳州貪贓在法，魚肉饑民，還打死了饑民李大膽，搞得陳州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所以范仲淹要保奏包拯前往陳州查處。
劉衙內素知包拯清正，鐵面無私，所以于半夜來訪，假惺惺地說道：“陳州饑民多亡命之徒，包大人此番出賑，可要當心。”他的本意是想嚇退包拯，不去陳州。
包拯嚴正答道：“為國效勞，為民解難，乃我輩本分，何懼之有？”
劉衙內見勸阻無效，便改口說情：“包大人此去陳州，望對我兒、婿照應則個。”
包拯答道：“這個我心中有數，感謝你今天來向我傳遞消息，將來有甚事情，我也會派人向你傳遞消息，以作回報。”當場送客。劉衙內雖然沒得到包拯什么確切保證，但總算能隨時得知陳州消息，倘有不測，還有回旋余地，便稱謝告辭。
包拯帶了差役王朝趕往陳州，將近陳州地面時，包拯易服先行，吩咐王朝隨后趕來。包拯一副鄉民打扮，混入饑民之中，來到衙門購買賑米。只見劉衙內子婿兩人高踞公案之后，督促差役糶米。名為糶米、實為盤剝，在米中摻入大量泥沙，提高價格，克扣斤兩，使饑民不堪其苦，稍有微詞，便棍棒相加。包拯實在看不下去，高聲喊道：“身為朝廷命官，竟敢如此荼毒百姓，天理何存？”
劉衙內的子婿見一個黑臉饑民敢當眾揭短，不由氣怒萬分，喝道：“住口，先前有個李大膽，今天又來了黑大頭，我讓你們一樣下場。”吩咐差役將包拯吊在樹上。
正在這時，手持金牌、背插寶劍的王朝趕到，兩個貪官忙迎接欽差。王朝說道：“包大人先我而來，不知現在何處？”
兩貪官面面相覷，答道：“下官不曾見包大人來過。”
王朝眼快，看見大樹下正吊著包拯，忙跪步上前，親手松綁，兩個貪官這才知道“黑大頭”原來就是鐵面無私的包大人，忙上前恭請包拯坐上公案。
包拯一拍驚堂木喝道，“爾等貪贓枉法，荼毒饑民，我不但親眼看見，而且親身經歷，還有何話可說！”
兩貪官連連謝罪認錯。
“既然知罪，即寫下伏罪狀來！”
兩貪官當即寫了伏罪狀，并簽字畫押。
在場饑民見包拯如此清正，聲聲齊喊：“包青天！”內有被兩貪官屈打致死的饑民李大膽的兒子，此時氣憤交加，率眾饑民將兩個貪官當場打死，以泄民憤。
包拯對饑民的舉動是深表同情的，但咆哮公衙，擊斃官吏畢竟是有罪的，他就暫且將李大膽的兒子收押在監，等送報朝廷后再作處理。
包拯在發出奏折前，先叫王朝去向劉衙內暗通消息，讓他將陳州發生的事，稍作改動說道：“兩官員貪贓枉法已經查實，被下在獄中。饑民作亂，為首者已被當場處死。”
劉衙內聽了又憂又喜，又恨又急：憂的是，子婿已獲罪；喜的是，幸虧早得消息，局面尚可挽回；恨的是，饑民作亂；急的是，時間倉促，刻不容緩。他自恃皇上寵愛，便連夜進宮見駕，在皇帝面前花言巧語。皇帝果然聽信了他的讒言，下了一道圣旨：“活的赦罪，死的不赦。”這樣可以完全達到劉衙內的愿望，既可救了他的子婿，又可鎮壓作亂的饑民。
劉衙內奉了圣旨親赴陳州，當著包拯的面宣讀。
包拯當場問道：“濟賑兩官員何在？”
眾差役答道：“已經死了。”
包拯又問：“饑民首領何在？”
眾差役答道：“押在獄中。”
包拯宣判道：“奉圣旨，兩貪官理該處死，不準赦其罪；李大膽之子，為父報仇是為義舉，應予釋放。”
這一宣判，使劉衙內當場昏厥在地。從此一病不起。
處理這案件后，包拯在陳州按法糶米，解救饑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整頓吏治，使社會復趨于安定平穩。

一天，包公受理侄子告伯母騙取合同文、不認親侄一案。
原來，在東京汴梁西關外定坊有戶人家，哥哥劉天祥，娶妻楊氏。這楊氏乃是二婚，帶來一個女兒，到劉家后再沒生養兒女。弟弟劉天瑞，娶妻張氏，生得一個兒子，取名安住。父親在安住兩歲時，就給他與鄰居李社長家的小女兒定了娃娃親。大嫂楊氏打算待女兒長大后，招個女婿，多分些家產。因此，把劉安住當成眼中釘。
這一年，東京地區大旱，顆粒無收。官府發下明文，讓居民分戶減口，往他鄉逃荒。弟弟天瑞照顧哥哥上了年歲，不宜遠行，決定自己攜妻兒離鄉背井。天祥就請鄰居李社長寫下兩張合同文書，把所有家產全部寫在上面，以做日后見證。兄弟倆各執一份，灑淚分別。
天瑞帶了妻兒，來到了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房東張員外夫妻，為人仗義疏財，雖有許多田產，卻無兒無女，見年方3 歲的劉安住眉清目秀，乖覺聰明，就收為義子。對天瑞夫妻也像骨肉兄弟一樣看待。但是不久，天瑞夫婦染上疫癥，幾天后相繼去世。天瑞臨死前掏出一紙合同文，將兒子托付給張員外。
一晃，劉安住18 歲了，為使父母尸骨歸鄉，決定回老家安置。張員外就把合同文書交給他。
劉安住直奔東京汴梁，一路問到劉家門前，只見一位老婦人站在那里。那老婦人正是伯母楊氏，她一心想獨占家財，就騙取了劉安住的合同文書，卻翻臉不認侄子，反抄起一根木棒，打得安住頭破血流。鄰居李社長聞聲趕出，問劉安住：“那合同書既被她騙走，你可記得上面寫的什么嗎？”安住一字不差的背了一遍。李社長說：“我是你的岳父李社長。”當下他寫了狀詞，帶著安住來到開封府告狀。
包拯接了狀詞，便傳令拘劉天祥夫婦到了公堂，責問劉天祥：“你是一家之主，為何只聽老婆的話不認親侄子？”
劉天祥回答：“小人侄兒兩歲離家，一別十幾年，實不敢貿然相認，憑合同文書為證。而今他和我妻一個說有，一個說無，我一時委決不下。”
包公又問楊氏，楊氏一口咬定從未見過合同書。包公假意憤然對安住說：“他們如此無情無義，打得你頭破血流。大堂上，本官替你作主，你盡管打他們，且消消你這口怨氣！”
劉安住流淚道：“豈有侄兒打伯父伯母之理？小人為認親葬父行孝而來，又不是爭奪家產，決不能做為出氣而責打長輩的事。”
包公自有幾分明白，對劉天祥夫婦說：“本官明白這小子果然是個騙子，情理難容，改日定將嚴刑審問。”今天祥夫婦先回去，而將劉安住押至獄中。
第二天，包公一面讓衙役四處張揚：“劉安住得了破傷風，活不了幾天了。”一面派差役到山西潞州接來張員外，于是真相大白。
幾天后，包公傳來一行人到公堂。張員外所言句句合情合理，楊氏胡攪蠻纏死不認親。于是，包公傳令帶劉安住上堂。不料差人卻來賓報：“劉安住病重死在獄中。”眾人聽罷大驚，只有楊氏喜形于色。包公看在眼里，吩咐差人即刻驗尸。一會兒，差人回報：“劉安住因太陽穴被重物擊傷致死，傷口四周尚有紫痕跡。”
包公說：“這下成了人命案。楊氏，這劉安住是你打死的，如果他是你家親侄，論輩份你大他小，縱然是打傷致死，不過是教訓子侄而誤傷，花些錢贖罪，不致抵命。如果他不是你的親侄，你難道不知道‘殺人償命’嗎？你身犯律條，死罪當斬！”即命左右將楊氏拿下，送到死囚牢中。
此時，楊氏嚇得面如土色，急忙承認劉安莊確是劉家的親侄。包公問：“既是你家親侄，有何證據？”楊氏只好交出那張騙得的合同文書。包公看后，差人叫劉安住上堂。劉安住接過包公賺出的合同文書，連稱“青天”。楊氏方知中計。
包公提筆判決此案：表彰劉安住的孝道和張員外的仁義；楊氏本當重罪，準予罰錢贖罪；劉氏家產，判給劉安住繼承。 ^[1]

詩歌

書端州郡齋壁
包拯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
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