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孫綽塑像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西南）人，字興公。生于東晉元帝太興三年(320年)，卒于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後遷居會稽（今浙江紹興），是東晉士族中很有影響的名士。

歷史記載

據《晉書．孫楚傳附孫綽傳》記載，綽襲父爵為長樂侯，官拜太學博士（大學教授）、尚書郎（在皇帝左右處理政務）。后歷任建威長史、右軍長史、永嘉太守。
哀帝時，遷散騎常侍（在皇帝左右規諫過失）、統領著作郎（負責撰擬文書的職務）。
晉哀帝隆和元年(362)，大司馬桓溫北伐收復洛陽后陰謀篡位，欲遷都洛陽，并請自“永嘉之亂”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朝廷及眾官皆懾于桓溫權勢，無人敢提異議。唯孫綽挺身上書《諫移都洛陽疏》。疏中寫道：遷都乃“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疏上，遷都乃止。不久，轉廷尉卿仍領著作郎。孫綽由此而一舉名垂青史。（《晉書．孫楚傳附孫綽傳》）
綽為當時文士之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后刊石，文譽之隆，由此可見。
晉廢帝太和六年(371)卒。明人輯有《孫廷尉集》傳世。有文集十五卷，《隋書》、《唐書經籍志》）傳于世。

人物歷程

孫綽祖父孫楚，在西晉時以才藻超卓顯名。晉室東渡，孫氏一門遂移江左。至孫綽，定居于會稽(今浙江紹興市)。會稽是東晉世家大族聚居之地，又是名士逸隱憂游恬息之所，所以，孫綽在青年時期，就結識了當時的不少名士。他“博學善屬文”，也有很多名士喜歡與他結交。當時的名士許詢、隱居于余杭的高僧支遁，以及才人義士范榮期，都是他的好友。這一時期，他“游放山水”，似乎沒有做官的念頭。他的山濤的為人處事很卑視，說山濤做官不象做官，隱居又不象隱居，真是不可理解。他崇尚老子、莊子清靜寡欲的思想，仰慕隱士生活。在會稽的10年中，也確實是在清談，游山賞景中渡過的。正象他在《遂初賦》的序言中所說： “余少墓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依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在東晉世大夫中，把崇尚老莊看作一時風流，是—種顯貴尚雅的象征。孫綽常自稱出身微寒，以與士大夫結交為自己的榮幸，以此提高自己的身望和地位。所以一旦有機會，他便投入了官場之中。
東晉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出身會稽的庚亮被任為征西將軍，庚亮看中孫綽的才華，便召至幕府，參謀軍事。后又補任章安縣令，升為尚書郎。東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庚亮病死，孫綽又先后到庚亮臨終前舉薦的楊州刺史殷浩、右將軍王羲之的府中任僚佐，后轉任永嘉太守，升為散騎常侍，著作郎等職，直到病逝。
與東晉士大夫的多數人一樣，孫綽也樂于東晉小王朝偏安江東，不求進取。從晉穆帝永和七年(351年)十二月，大將桓溫伐蜀后，開始北伐，到晉哀帝隆和初年，已經逐漸收復黃河以南的大片失地。在這種情況下，桓溫主張遷都洛陽，以利北伐的進展。他在給朝廷的上表中要求： “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及其土字”。盡管在當時來看，遷都洛陽的現實條件還不具備，但這個意見還是積極的，代表了東晉一部人收復失地，重建家園的愿望。已經偏安茍生的東晉小朝廷，自然不同意這個建議。孫綽站在偏安派的立場上，上奏章反對。他在奏章中說，建都東南，可以依賴長江劃而守之，這是保小固存的辦法。一旦遷都洛陽，就會使“百姓震駭、同懷危懼’。只能是“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充分暴露出偏安茍且的心情。自然，在這封奏章中，他也談到，最好的辦法是派遣大將，常鎮洛陽， “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但在事實上，朝廷以及類似他這樣的茍安派，連收復中原的勇氣都沒有，還奢談什么練甲兵的事呢!因此，桓溫看了他的奏章后，十分氣憤，對其僚佐說：“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因為《遂初賦》是孫綽述說自己隱居世外思想的作品，桓溫以此諷刺孫綽，說孫綽與其吞而吐之地講一番道理，還不如象寫《遂初賦》那樣，直接說明自己茍且生活的心情。

文學造詣

孫綽早年博學善文，放曠山水，曾著有《遂初賦》自述其志，并著有《天臺山賦》。又嘗作天臺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云期道：“此非金石，怎能作金石聲?”然每讀至佳句，竟不由贊嘆道：“應是我等說的話!”授著作佐郎，其自負如此。
與高陽許洵為“一時名流”。時人“或愛洵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洵”。沙門支遁曾試問孫綽：“君何如許？”問他和許洵相比怎麼樣。孫綽答道；“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自稱“情致”不及，文才有馀。
《晉書》有傳，晉室南遷之后，避亂到江南的士大夫把崇尚佛老和清淡之風帶到江南并加以發展，此風影響到詩歌，便催生了中國文學史上盛極一時的玄言詩，孫綽被文史家譽為玄言詩的大師和一代文宗。

孫綽著作《天臺山賦》的天臺山

孫綽文采，當時人稱橫絕一世。文士以綽為冠，王公大臣皆以得綽文為榮。朝中重臣名士如殷浩、桓溫、庾亮等的墓志碑文，均出其手。任右軍長史、永嘉太守時，在會稽住過相當長的時間，與謝安、王羲之等皆為一時名流，是當時紹興文士集團的重要成員。晉穆帝永和九年（353），與王羲之、謝安、支遁等四十一人會于蘭亭，飲酒賦詩。孫綽與其兄孫統各賦詩兩首，孫綽并被推舉撰《蘭亭集詩·跋》。
作為當時詩壇領袖之一，孫綽的創作體現了其玄學本體論的影響，別具特色又有明顯的缺陷。
其詩充滿玄理道義，形式呆板，枯淡乏味。《答許詢》就是明顯的一例，其第三章中“遺榮榮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師，修德就閑”等句，實際上是用四言詩演繹道家哲理。但他也善于從山水景物的描寫中闡發玄理，抒寫逍遙自得的精神情懷。
其《蘭亭》，寫清風曲水，修竹停云，魚戲鶯歌的春天景色；
其《秋日》，寫天高氣清，涼風湛露，木葉始凋的秋天景色。寫春則豁朗欣暢，寫秋則玄遠疏淡，抒寫的都是閑適、愜意的情致，這類詩可謂謝靈運山水詩的先聲。
孫綽的《游天臺山賦》工麗細致，詞旨清新，在晉賦中較為有名。賦中雖流露出求仙思想，但對景物作了細致的描繪，如：“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雙闕云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于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等句，文辭工整秀麗，頗有情韻。孫綽視此賦為平生得意之作，曾對范啟說：“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
另外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玉臺新詠》題為孫綽作。但此二詩頗具民歌特色，或疑非孫綽所作。

主要著作

孫綽著作《天臺山賦》

《天臺山賦》是孫綽名噪一時的佳作，對山水景物的刻畫生動形象，讀則如臨其境；并伴有濃厚的仙心佛意，表現了隱逸山林皈依佛道的情趣，充分顯示了孫綽的藝術才華。傳說，賦初成時，孫綽十分得意，曾對友人范云期夸耀說：“卿試擲地，可作金石聲也！”范云期打開文稿一讀，果然清辭麗句，珠園玉潤，不禁擊節稱善。
孫綽還著有《論語集解》、《老子贊》、《喻道論》、《道賢論》、《遂初賦》等，后人輯為《孫廷尉集》，原書已佚。
明文學家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有輯本。
孫綽亦工書。唐張懷瓘《書斷》列孫綽書為第四等，與羊欣、孔琳之等同列。

信奉佛教

孫綽信奉佛教，與名僧竺道潛、支遁都有交往。他寫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如《名德沙門論目》、《道賢論》等。在《道賢論》中，他把兩晉時的七個名僧比作魏晉之間的“竹林七賢”：以竺法護比山濤（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浚沖），帛遠比稽康（叔夜），竺道潛比劉伶（伯倫），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蘭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認為他們都是高雅通達、超群絕倫的人物。

名僧之盾是孫綽的好友

在他的著述中，影響最大的是《喻道論》 。（載《弘明集》卷三）說文以問答的形式對佛和佛道、周孔之教與佛教的關系、出家是否違背孝道等問題進行了論證。是繼《牟子理惑論》之後又一部捍衛佛教立場的論著。關於何謂“佛”與“佛道”，孫綽說：“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佛是“道”的體現者，這個“道”就是萬物變化發展的規律。他認為佛道是“無為而無不為”的，“無為”所以虛寂自然；“無不為”所以具有化導萬物的神秘莫測的作用。他認為佛道至為高深的，人們往往囿於傳統的儒家學說，看不到還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義。
關於周孔之教與佛教的關系，他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觀點，在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語言表達了儒佛一致論。有人設問：“周孔之教何不去殺？”孫綽回答說，這是誤解了圣人。難道圣人有殺心嗎？圣人并無殺心，殺心實是下民的野心。圣人有見於人們相互爭斗，甚於豺虎，才轉而求其次（“不去殺”），為的是“去一以存十”，知其輕重，則知圣人之用心也。他認為佛教著重於內心教化（“明其本”），周孔主要是社會治理（“救極弊”），兩家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關於出家是否違反孝道的問題上，孫綽認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親”的道路，這正是最大的孝行。另外，《喻道論》中還論證了佛教因果報應等思想。從各個方面向人們說明了佛教的基本教義，同時說明了它們與儒家之教，同時說明了它們與儒家之教是一致的，相互補充的。

文學影響

孫綽作《蘭亭序.跋》

在文學史上，把孫綽稱為玄言派詩人。 他的詩流傳至今的不多，僅在殘存的《文館詞林》和《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保存了幾首。僅從這些詩里，可以看到他談玄道佛的格調。如：
大樸無象，鉆之者鮮。玄風雖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測深鉤緬。誰謂道遠，得之無遠。……
——贈溫嶠
仰觀大造，俯覽時物。機過患生，吉兇相拂。智以利昏，識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則震驚，何必充詘。
——答許詢
僅從這些詩中，我們便可以領略到濃厚的玄言哲理味道。正象劉大杰所說，這些詩， “除了敘述哲理外，還要勉力擬古，于是都變成一種歌訣和偈語了”。鐘嶸在《詩品·序》中也曾經說，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平寡味。愛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余嘉錫也認為，《文選》里所以不錄孫綽等人的詩，是因為“鄙其浮淺”。這些評論都有一定道理。
孫綽作為以玄理為題材創作玄言詩的一代文宗，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首先，以玄理入詩拓寬了詩歌的表現領域，增加了詩歌的深沉性和含蓄性；
其次，使詩歌在那種追尋自得情趣和塵外之思的詩風中，開啟了對自然聲色描寫，使自然景物成為詩歌藝術中一種獨立的審美對象，促進了山水詩的發軔和發展；
第三，又因對山水刻畫的需要而刺激了當時及后世對語言藝術愈益精致的講求，使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境界。
孫綽的賦，具有代表性的是收錄于《文選》中的《天臺山賦》。這篇賦，也極力地表現出他的“投刃皆虛， 目牛全無”的虛無思想。但詞語工整佳麗，景物描寫刻畫也十分精細，不愧為千古傳頌的佳作。
作為一時文壇領袖，孫綽對魏晉文學家多有評品，如他對潘岳和陸機的文章，就說過： “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潘文淺而凈，陸文深而蕪”等等。這些評論雖未必十分恰切，但也代表了當時文學界的普遍看法。亦可窺見他的一些文學主張。
孫綽作為當時的文宗，名士，有著廣泛的社會交往，僅從《世說新語》里看，記述他與各方人士交往的故事就有30多條。在他交結的人中，有官僚士大夫，有文人學士、有隱者，還有更多的名僧。因此，他除了從事文學創作外，還為當時的一些高僧、隱士寫了小傳。據記載，他除了文集25卷外，還有《至人高士傳贊》 2卷，《列仙傳贊》3卷。今天散見于—些書中。只是，正當時門閥世族觀念十分流行的情況下，孫綽還是受到一些高門著姓的鄙薄。據《世說新語》記載，孫綽的上司庚亮死了以后，他曾經寫過一篇祭文，其中多寄托哀思之情。后來拿給庚亮的兒子去看，庚亮的兒子就很不客氣地對他說： “我父親與你不見得有如此厚的交情。”讓他把這篇文章拿回去。言下之意，是說孫綽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當時有人就說孫綽的人品不佳。
無論如何，孫綽居當時文士之冠，在文學發展上是有貢獻的。

人物評價

孫綽出身于世族官僚家庭，隱居會稽（今浙江紹興），性好山水，博學多才，有隱逸之志，游放十余年，作《遂初賦》以表達自己的情趣。
后被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并補章安令。不久又征詔為太學博士，升為尚書郎。之后歷任建威長史，右軍長史、永嘉太守、散騎常侍領著作郎等職。官至延尉卿。明人輯有《孫廷尉集》。
孫綽文采，當時人稱橫絕一世，與著名書法家王羲之交好，得孫、文、王字者皆以為榮。任右軍長史時與王交游，相處甚洽。朝中重臣名士如殷浩、桓溫、庾亮等的墓志碑文，均出其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