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簡介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作仲晦)、仲晦,號晦庵,別稱紫陽。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江西婺源(今屬江西)人,南宋時期的理學家和教育家。父親朱松是岳飛、秦檜同時人,曾得充福建政和縣尉小官,攜全家赴任,后調任尤溪縣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書省正字職,但因反對秦檜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陽家中。朱熹隨父在建陽度過了他的童年。
僑寓建陽(今屬福建)。曾任秘閣修撰等職。主張抗金,并強調備戰。被主和派韓侂胄等目為“偽學”。平生廣注儒學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均有貢獻。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顥、頤)關于理氣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起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世稱程朱學派。其學認為:理、氣不能相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又斷言:“理在先,氣在后”;“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強調“天理”和“人欲”的對立,要求人們放棄“私欲”,服從“天理”。教學授徒五十馀年,認為“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宮便殿奏札二》)。又提出對自然變化的科學見解,如關于陰陽二氣的宇宙演化說,如從高山上殘留的螺蚌殼論證地質變遷(原為海洋)說等。其學說在明清兩代被確立為儒學正宗,并影響至日本等國,如日本德川時代,“朱子學”頗為流行。其博覽和慎思精神,對后世學者影響至深。所著有《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詩集傳》、《楚辭集注》,及后人所編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語類》等。
紹興十七年秋中舉人,次年春登進士,先后被授予左迪功郎、武學博士、朝奉郎、朝散郎 ,歷任泉州同安主簿、秘書省秘書郎、知南康軍、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直秘閣、薄提刑、江東提刑、秘閣修撰、江東轉運使、漳州知府、湖南轉運副使、潭州知府、湖南安撫、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職。
生平事跡
朱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成為程顥、程頤之后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為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復岳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為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后人稱為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 ,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盤剝,并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為表誠意,他步行幾百里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為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后,宋金結為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鉆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并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詔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并制定一整套學規。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后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岳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終于在建陽家里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
仕途生涯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并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札,陳述時弊。到職后,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污吏的劣跡,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為“偽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后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寧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為“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寧宗不滿,加以干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慶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趙汝愚受韓侂胄排擠被罷相位,韓勢盛極一時。韓因朱熹曾參與趙汝愚攻擊自己的活動,于是發動了一場抨擊“理學”的運動。慶元二年葉翥上書,要求把道學家的書“除毀”,科舉取士,凡涉程朱義理不取。由于朱熹勾引兩個尼姑當自己小老婆的事情暴露(恐為栽贓),監察御史沈繼祖乘機指控朱熹十罪,請斬。朱熹的得意門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時理學威風掃地,被斥為“偽學”,朱熹被斥為“偽師”,學生被斥為“偽徒”。寧宗一改舊態,下詔命凡薦舉為官,一律不取“偽學”之士。
哲學思想
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采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系的含義:
1、理是先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
2、理是事物的規律。
3、理是倫理 道德的基本準則。
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于理的第二個范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系有主有次。理生氣并寓于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后,屬第二性。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并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在認識來源問題上,朱熹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窮其理。朱熹探討了知行關系。他認為知先行后,行重知輕。從知識來源上說,知在先;從社會效果上看,行為重。而且知行互發,“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專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系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為善。“人心”出于形氣之私,是指饑食渴飲之類。如是,雖圣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圣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他認為“道心”與“人心”的關系既矛盾又聯結,“道心”需要通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系,“人心”須聽命于“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探討了天理人欲問題 。他以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欲望,反對佛教籠統地倡導無欲,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欲望。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朱熹探討了文與質、文與道的問題。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才是完美的。朱熹還多次談到樂的問題。他把樂與禮聯系起來,貫穿了他把樂納入禮以維護統治秩序的理學根本精神。朱熹對“文”、“道”關系的解決,在哲學思辨的深度上超過了前人。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學術影響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后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后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后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圣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后,被謚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于經學注釋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圣人并提,稱為“朱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為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于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后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為后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主要著作
其著作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此外,還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其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書中。[1]
傳說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當地道 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
朱熹
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閣受命巡視臺州時,上書彈劾前太守唐促友“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權奸,連上書十次,終于罷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職。并上奏朝廷,指出當時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提出“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策。
朝廷識其才,多次委以重任,朱熹力辭不受,致志于理學。先后主管臺州崇道觀、武夷山沖佑觀、華州云臺觀、西京崇福宮、西太一宮、南京鴻慶宮,講學廬山白鹿洞書院,著書立說。一生著作甚多,收入《四庫全書》的有四十部。其哲學思想發展了“二程”(程灝、程頤)關于理學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里。
慶元三年,韓佗胄擅權,排斥趙汝愚,禁道學,朱熹受牽連被斥“十罪”,革職回家,于慶元六年三月去世,終年七十一歲。朱熹死后,宋嘉定二年詔謚“文公”,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封“徽國公”,咸淳五年詔賜“文公闕里”于婺源。元至正元年詔立“徽國文公之廟”。崇禎十五年詔稱“先儒朱子”(后改稱“先賢”),列為于漢唐諸儒之上。清康熙五十一年詔升“先賢朱子于十哲之次”,定文廟春秋祭祀。
人物故事
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 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參劉子、劉勉子、胡憲等人,這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后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
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鎮是朱熹幾近終生的居住地,也是朱子理學的搖籃,朱熹在此生活、著書、講學長達40余年,留下不少具有較高價值的文物和文化遺跡。
幾個孩子在紫陽樓里
時至今日,當地6歲的娃娃都知道紫陽書院,知道這個在800年前一位圣人住了40余年的地方。黃金周我們來到武夷山,但不是準備聆聽大王峰、玉女峰的傳說,只想去尋找一個影響中國700余年的理學靈魂,以及是什么樣的青山綠水孕育出那樣博大精深的思想。
我們要尋找的那個人就是朱熹,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繼孔子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之一。
小學生聽著朱熹故事長大
順著小橋,是一溜竹柵欄,正面是“理學圣地”牌樓。半畝方塘旁,幾名十來歲的孩子正圍坐在朱子像旁,一聽問“紫陽樓”,馬上就拉著記者的手蹦跳著走到一個石碑前,指著石碑上的字自豪地說:“這就是朱爺爺住過的地方。”
這幾個孩子是五夫鎮朱子學校四年級的學生。小小年紀就念“朱子家訓”,村里人從小就給他們講朱熹的故事,他們是在紫陽樓外的院落里嬉戲長大的。孩子們對朱熹的故事知道得真不少:朱熹的父親朱松病故臨終時,把朱熹母子托付給生前的好友劉子羽,朱熹和母親就住到了這里,一住就是幾十年。如今,紫陽樓會開“國文”興趣小組,念詩,讀經,背“朱子家訓”。一個叫俞炫的孩子,還很得意地給記者背誦了幾句古詩。
孩子們管朱熹親切地叫“朱爺爺”,因為這里的祖祖輩輩就是這樣叫過來的。他們摸著“朱爺爺”的銅像,偶爾頑皮地扯一下“朱爺爺”的胡子,一派親昵的樣子,穿越了700余年的時空界限。
紫陽樓管理員父子都非常熟悉朱子
翠屏山下,潭溪旁,一溜黛瓦白墻掩映在綠陰叢中,這就是朱子故居紫陽樓。朱熹在此定居40年,著書立說,并在“韋齋”坐而論道,留下許多千古佳話。紫陽樓前,左有小橋與數株古樟、紅豆杉。朱熹當年手植的古樟高聳蒼勁,老枝縱橫。屋前潭溪如帶,方塘連田。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雖然沒念多少書,但朱子的詩卻是信手拈來,通過這位年過半百的紫陽樓的管理員姜大爺的口,一段歷史再次呈現在我們面前。“朱熹理學來源于源遠流長的中華古文化,成為繼孔子之后的儒學集大成者。以朱熹為代表,在武夷山中與五夫結廬講學聚徒傳道的一批理學家,把當時福建推到了執全國學術之牛耳的地位。朱熹的《四書集注》及朱子學的經學注釋,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如今,朱熹的影響越來越大,朱子后裔遍布各地,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等就是朱熹的后代,甚至不乏韓國政界要人。
姜大爺驕傲地說,他們父子在五夫鎮對朱熹的了解堪稱第一。他的兒子姜立煌是當地小有名氣的文人,姜立煌從小自學朱熹理學,即將出一本《朱熹在五夫》的書。
姜大爺說,尊師重教、詩書傳家是五夫尋常百姓的一大傳統,僅鎮政府所在地的四五百戶人家中每年就有近20人考上大專院校,濡染了五夫宋儒鼎盛期幾許文化氣息。今年武夷山的高考狀元就出在五夫,就是朱子學校畢業的,現在在北京大學。
朱子巷誦出玄理妙思的老巷
在五夫鎮,還有一條鋪滿鵝卵石的小岔巷,名為朱子巷。一路走過,處處可見宋代的古建筑。朱熹寓居紫陽樓時,每次外出講學、會友都要經過這條小巷,不知曾有多少玄理妙思從窄巷涌出。已有近千年歷史的興賢古街,牌坊林立,石坊門上鐫刻著“紫陽流風”“鄒魯淵源”等歷史名人手書的橫額。除了當年朱熹為賑濟災民而建的朱子社倉外,還有一大勝景就是朱熹講學的興賢書院,一磚一瓦,都滲透著一股濃郁的文化氣息。
據說這里幾乎每家都掛著朱子的“四大之本”,即“讀書起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不少人家里還掛著朱熹的畫像。
朱熹
有個女孩子還帶著記者到興賢書院,指著左右墻角說那是大小官帽,指著地上一個錢狀的石頭說,那是銅錢。因為以前經常到里面看書,即使是大門緊閉,她也能隔著門透過門縫講清楚里面的陳設。
朱子學校發揚光大朱子理學
五夫鎮的孩子幾乎都在朱子學校念書,朱子的后代就是這所學校的名譽校長。走進校園,綠樹環抱,幽靜整潔。學校的占校長是兩年前從其他地方調過來的,他說,一到五夫鎮,感覺這里的孩子特勤奮好學,對于朱子等歷史名人了解得也比較多。
按照省教育廳規定,各地可以根據地方特色安排一些校本課程作為課改的內容。朱子學校也是兩年前剛改的名字,就是希望能把朱子理學發揚光大。現在學校里的孩子們,一二年級的老師就把朱熹的故事、朱熹的詩句編成連環畫給孩子們看,培養孩子的興趣。三四年級開始接觸朱熹的詩詞。五六年級開始讓孩子對朱子的理學有一定的了解。
如今,這里將要建起一座朱子樓,不久的將來,華東師范大學的教授就會來到這里,給孩子們講授朱熹的故事和他的理學思想。朱子故里,與朱子有著血緣關系的地方,國學本該在這里發揚傳承。
相關評價
清朝以后,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他說:朱子學術不過是“禪宗、訓詁、文字、鄉愿四者集成一種人”“如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覺”,“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又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于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試問一日十二時辰,哪一刻是堯、舜、周、孔?”又說:“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生民之禍,未有甚于此者也。”
黃斡為朱熹寫行狀,曾總結曰:“繼往圣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全祖望稱:“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
五四新文化運動激烈批評了程朱理學,認為是封建主義的代表,中國進步的思想障礙。
有人認為:后世對理學的多數批評不能歸與朱熹,應該由理學末流與朝廷的御用學者來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