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李覯

李覯(1009-1059)，北宋思想家、詩人。字泰伯，北宋建昌軍南城(今屬江西)人，南城在盱江邊，故學者稱盱江先生。北宋儒家學者，思想家、經學家。他家世寒微，自稱"南城小民"。
李覯屢試科舉不第，以教學為生，創建"盱江書院"，從學者常有數百人。后經范仲淹推薦，任太學助教、直講，卒年五十歲。北宋時期的江西學風重經世致用，這一學風，由歐陽修倡之于前，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后，而李覯則是處于其間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代表。他的許多思想給予范仲淹"慶歷新政"理論上的支持，又是后來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淵源。由于重經世實用，在經學卜李覯頗重《禮》學，《周禮致太子論》五卜-篇是其"通經致用"的理淪代表作，王安石后來作《周禮新義》不無影響。由于重實用，所以李覯反對孟子，著有《常語》以駁孟子思想，反對所謂的"重義輕利"，認為"焉仁義而不利者乎?"(《李覯集·原文》)成為宋學中"非孟"思潮的驅者。學術上以儒學為宗，反對佛、道二教，是慶歷之際排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覯著作有《盱江文集》，今有校勘標點本《李覯集》，其中《禮論》、《周禮致太平論》和《慶歷民言》等是其思想和學術的代表作。
李覯自幼聰明好學六七歲始“習字書”，十二歲就能寫文章。十四歲父親去世，母親“墾閱農事，夜治女功”（《先

李覯

夫人墓志》），得免凍餒之苦。服喪三年，十七歲始出外游學。二十歲以后，文章漸享盛名。李覯也象其他讀書人一樣，想通過科舉，登上仕途，干一番事業。但是，他在科舉仕進的道路上卻一再受挫，未能如愿，自嘆“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景佑年間，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尋求仕進之途，毫無結果而歸。次年，參加鄉舉，又名落孫山。慶歷元年（1041），應茂才異等科，有旨召試。李覯入京，又未中選，在京城“憂愁經歲”，抑郁不鄉。遭受這幾次打擊之后，遂無意仕進，隱居著述。南城立學，被聘為郡學之師。創立盱江書院，教授自資。
李覯博學通識，尤長于禮。他不拘泥于漢、唐諸儒的舊說，敢于抒發己見，推理經義，成為“一時儒宗”，四方學子前來就學者常數十百人，曾鞏、鄧潤甫等都是他的學生。后得范仲淹、余靖等推薦，皇佑二年（1050），旨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嘉佑二年（1057），用國子監奏，召為太學說書如故。嘉佑四年，令其權同管勾太學。因遷葬祖母，請假還鄉。八月卒于家。

巧對晏殊

李覯

北宋著名詞人晏殊和李覯是很好的朋友，晏殊每次來建昌（江西南城）李覯都要陪他游覽麻姑山，并共同論詩賦文，寫詞作對。
有一次，二人觀賞麻姑山的“玉練雙飛”，在回來的路上經過余家沅，忽聞咿咿啞啞的車水聲。此時，正是三夏盛暑，二人手持摺扇，信步來至車水處，晏殊忽然詞興大作，高聲吟道：“車兒車水水隨車，車停水止”李覯聽了稱贊道：“人謂臨川多才子，而同叔當居其首，今公見水吟車，可謂臨川古風矣”。晏殊笑道：“直講先生久居仙山，山高風爽必喜吟風，愿先生以風對”。覯公沉思片刻，見晏殊揮扇以待，頓時思路大開，手搖摺扇大聲誦道：“扇子扇風風出扇，扇動風生”
晏殊聽罷，連聲稱：“妙對妙對。”二人拍手大笑，車水農夫在旁聆聽多時，也跟著贊道：“對得好，對得好。

李覯與風月亭

風月亭

風月亭位于黎川城南篁竹境內，阡陌之野，有亭翼然。數百年來，它為南來北往過客遮風擋雨，蔽日乘蔭。細觀此亭，南北通向，長6米，寬5米，高5米，兩端門額均嵌有“赤溪風月亭”五個石刻大字，一門聯曰“才過懷泉鳥語花香猶在耳，方臨赤溪新亭古驛又宜人”亭墻斑駁脫落，芳草萋萋。亭內青磚為瓦，卵石鋪地，東西兩側為后來修砌的水泥涼座，供路人歇腳之用，其東墻內嵌一石碑，上書“奉憲敕碑”。碑文依稀可辨。據其內容推斷，此亭乃清朝道光6年重建，后因年久失修，今已破舊。
據《新城（今黎川）縣志》記載，風月亭“在城南五里赤溪，宋儒李覯（1009-1059）讀書之所。其自言曰‘朝朝風掃地，夜夜月為燈’。故以名亭”。900多年前，這里曾是一處規模較大的書院式園林建筑，風光旖旎，景色怡人。南面群山黛嶺，北望村里人家，東里臨黎河流水，西指桑梓阡陌。周圍茂林修竹亭亭如蓋，桃園蘭圃鳥語花香。明朝同邑鄧篆賦云：“維武陵之舊圃兮，泛平津以通漁。一水飛光而帶郭兮，千峰流翠以曳裾。指蔥郁之曲陌，望桑麻之煙墟。山連水系，霞卷云舒。春擒轉響于修竹，林花翻灑于蘭區。前排峻嶺之黛，左控長虹之波。村里煙迥，清溪霧錯。岫蘊彩而霓飛，浦騰文而錦濯。伊亭榭之仿佛，信風月之攸托。爾其借言棟楣，托景蘭藥。靡翠草而成茵，幕豐葉以為幄”。如此美景仙境，有詩贊曰“楊柳春光風淡淡，梧桐秋色月溶溶”。真可謂世外桃園，潛學勝地。
然而，宋時的風月亭不僅風景秀麗，更因此間主人而聞名遐邇，蜚聲海內。李覯，字泰伯，北宋時期著名理學家。胡適先生稱“李覯是北宋的一個偉大思想家。他的大膽，他的見識，他的條理，在北宋學者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對手！`````他是江西學派的一個極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導，是兩宋哲學的一個開山大師”。據史志記載：“李覯世居麻姑山陽，（今南城境內），己遷黎赤溪，為赤溪人。不慕榮利，于所居赤溪廬南作‘風月亭’，讀其中。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當世之務，悉著于篇”。文章自成一家，創立“盱江書院”，故又被稱為“盱江先生”。
李覯一生以教授為業，鄉曲俊異從而師之，東南聞風至者常數千人，同郡曾鞏、邑鄧潤甫（北宋名臣）皆其弟子。其終生從事理學研究，所學以推明圣經為本，不泥于漢唐諸儒之說，鑒古論今，著書立言，學識淵博，成就顯著。李覯思想進步，針砭時弊，積極主張改革舊制，是“慶歷新政”理論上的支持者。所著大都是憤吊世故，警憲邦國的政論，被當時譽為“醫國之書”。范仲淹讀其所著，薦于朝，稱其講論六經，辨博明達，釋然見圣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子、揚雄之風，并上其所著。在李覯著述中，“《潛書》、《廣潛書》、《禮論》、《周禮致太平論》、《慶歷民言》以及《富國》、《安民》、《強兵》等策，反映了他的政治、經濟、法制、軍事等主張，《易論》和《明堂定易圖序》則表達了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李覯集》前言）”他的思想觀點得到當時眾多有識之士的贊同，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共鳴，影響巨大，震動朝野，成為后來王安石變法的理論基礎。前有古人，后有來者。時光如赤溪長流，風月與青山依舊。然而，往事如煙，物非人杳。風月亭，亭以人名，古往今來慕者如云。觀景憑吊，睹物思人，扼腕長嘆。騷客詩云：“惟昔有鴻儒，其甫曰泰伯。語言妙天下，酌古漱瓊液。上排周孔大，下接蘇黃席。雄辭奮經術，異端拒老釋。構亭集生徒，此焉寄朝夕。平蕪彌漫青，溪水迥環赤。風月留光霽，溪山表明德。我行購遺蹤，世遠不可稽。我誦明堂書，山亭水悠悠”。明代邑人王材亦賦詩云“獨抱遺經草滿庭，竹風梧月對南屏。桃花流水年年在，誰向寒溪面客星？”寄托了對先賢的無限追思。

杰出貢獻

李覯

李覯是北宋一位重要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著書立說，大膽創新，在哲學上持“氣”一元論觀點，認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認識論上，承認主觀來自觀，因此，成為宋代哲學唯物主義學派的先導，在我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覯還具有比較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他卓有膽識地提出功利主義的理論，反對道學家們不許談“利”言“欲”的虛偽道德觀念。他從實際物質利益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本這一基本觀點出發，解釋社會歷史現象。他認為“治國之實，必本于財用”（《富國策》第一）。治理國家的基礎，是經濟，是物質財富。所以，他反對把實際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即“利”和“義”對立起來。李覯認識到，物質財富多寡不均的癥結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為了解決土地，問題他專門寫了一篇《平土書》，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張，引經據典，煞費苦心地為統治者提供解決土地問題的歷史借鑒。為了拯救北宋日趨貧弱的局面，緩和階級矛盾，他提出富國、強兵、安民的主張，寫了《富國策》、《強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闡述自己的見解。李覯哲學上的唯物主義觀點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為稍后于他的王安石實行變法進行了哲學理論上的準備。由此看來，他的弟子鄧潤甫等人成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李覯不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還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張文以經世、致用為貴，所以他的文章內容比較充實。即使是解經之作，也常常以古說今，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潛書》十五篇，即是出于“憤吊世故，警憲邦國”（《潛書序》），“以康國濟民為意”（《上孫寺丞書》），纂寫而成。《慶歷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藥石，字字規戒”的為民請命之作，人稱“紅國之書”。這些政論文章，大膽地指責時弊，闡發己見，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戰斗性。李覯的其他散文，如書信、志銘、碑、記等，也都寫得通達有識，邏輯性強，為人們所稱道。在這些文章的字里行間，他的用世思想時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學記》，起語不落俗套，立論警切，結構嚴謹，文筆穩健，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稱他“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范仲淹薦李覯疏》）。“在北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間，別成一家”（《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軍事思想

劍

一、兵為大事的重兵思想
李覯深知軍隊、戰爭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對軍隊的建設十分重視，并有具體而精辟的見解，于中可見其救世之意。我們知道，戰爭是由來已久之事，亦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它引起中外歷代的哲學家、思想家、軍事家的高度重視，因而從古及今都在人們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希臘哲寧家赫拉克利特就認為：“戰爭是普遍的。”②“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為神，使一些人成為人，使一些人成為奴隸，使一些人成自由人。”①戰爭不僅是普遍的，而且是神圣的，它可以決定人和宇宙萬物的一切。所以他又說：“戰死的靈魂比染疫而亡的靈魂純潔。”②因此“神和人都崇敬戰爭中陣亡的人。”戰爭中陣亡的人，是“更偉大的死”，應當“獲得更偉大的獎賞”。③就是說把戰爭視為頭等大事。在中國古代先皙中，把“兵”（或戰爭）視為國之大事，尤為普遍、突出。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中，有關兵戎、戰爭在人們社會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的論述，真可謂史不絕書，屢屢可見。
二、本末相權的用兵策略
李覯力主重兵、強兵、武備，但并非主張窮兵黷武、擴張軍備、耗盡民財，而是提倡建立仁義之師，用兵旨在安良禁暴，進而提出“本末相權”的治軍用兵策略。我們知道，戰爭是敵我交戰雙方的活力、實力對抗、較量，是智力、勇力競賽、斗爭。由于戰爭所獨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戰雙方常常以詐用兵，制造假象，欺騙敵人，誘敵上當，詭詐取勝。中國歷代的典籍，兵書戰策，都對“兵以詐立”，“兵不厭詐”，“兵者詭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論述。對于“兵者詭道”的論述，以《孫子》為最詳、最精、最確，被歷代兵家奉為取勝之要道，用兵之要謀，制敵之良策。
三、兵農合一的強兵之策
李覯認為，一個國家要想鞏固疆士，保護國民，康阜百姓，就必須具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他由其“本末相權，，的思想出發，提出了“明本治軍”，“富國強兵，，之策。李覯指出，軍隊建設是“國之大事”，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們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認識兵的實質、職能、作用。所以李覯說：“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見其末者曰：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傷，四海冤叫，湯、武之為臣，不得以其斧鉞私于桀、紂。”①李覯在對上述兩種思想主張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見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應當本末兼顧，以本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遺末。李覯的“強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諸內而后行諸外。”②具體辦法則是“屯田之法”、“鄉軍之法”，即“兵農合一”之策。
四、精兵擇將的建軍思想
在李覯的軍事思想體系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視富國強兵、民心向背、武器裝備的同時，尤其重視軍隊自身的建設，而軍隊建設中的人與物相比較，他更重視人的作用，故他反復強調精兵擇將的津軍思想，且語洋論精，頗具光彩。李覯認為，要使國強。兵興，就必須選擇良將，挑選精兵，這是國之所以為國，兵之所以為兵的關鍵。他說：國之所以為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為將，能養士也。人莫不愛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衛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懼死”。為國要在擇將，為將要在愛兵。人沒有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如果良將愛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體當矢石；人莫有不考慮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將愛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來保衛國家，將領愛十養卒，愛兵如子，視兵如嬰，就可以使將、兵共奔于疆場，為保衛國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只有認真選擇良將、精兵，做到將賢、兵勇，方可以在戰爭中，以一當十，戰無不勝，這才是強國、強兵。因此，將在賢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

李覯的無神論

《長恨辭》

馬克思主義認為，有神論和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現實世界在人們頭腦中一種虛幻的歪曲的反映，它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著人類認識的改變而改變。早期的有神論觀念，是靈魂鬼神與萬物有靈的觀念，由于原始人對自然界的強大壓力和神秘現象以及對自身生理思維等許多現象無法理解，便產生了由做夢而引起的靈魂與鬼魄觀念。
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由于產生了階級，人們分化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統治者為了給自己的統治尋找理論依據，于是便把自己打扮成是上天之子，是上天統治萬民的代理人，是人間的最高主宰者，于是就造就了一個在天上主宰一切的萬能的神——上帝。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統一的君主就不會出現統一的神。神的統一性不過是統一的東方專制君主的反映”鬼神與上帝觀念及宗教的產生，存在和發展都有其階級根源和認識論根源，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由于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他們大搞道德設教，既欺騙自己更欺騙人民，因此使有神論宗教觀念長期存在和發展。
在有神論和宗教觀念產生發展之后，在中國長期的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有許多無神論者則從不同方面各個角度說明了鬼神的虛幻性，揭露了宗教神學唯心主義的欺騙性和危害性，捍衛了唯物主義哲學的純潔性和科學性。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和統治階級的需要，唐宋以后的宗教神學和世俗迷信則愈演愈烈，而反對宗教神學和世俗迷信的斗爭亦愈演愈烈，李覯在他的唯物主義宇宙觀的指導下對佛教道教的唯心主義有神論以及各種世俗迷信等都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李覯以他的宇宙論、禮論為思想指導，從他的政治經濟主張出發對佛教道教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無情的揭露，他用儒家的思想去批判佛教道教的學說，主張以儒家的禮教來代替佛教道教的宗教儀式，他從政治上經濟上揭露佛教道教的危害性，說明佛教道教是禍國殃民的病根毒瘤，從而論證了根除佛教道教及其思想的必要性。
他指出佛教道教叫人們出家，修身養性，身居名山，脫離塵世，原理父母妻兒，不與親人共同生活不對他們承擔任何義務，這是違反“人之大倫”的行為，一個人從小就出家當和尚道士，不事君親，不知父母，幼小是不知其害，長大了不知后悔，年老后不知所終，這既不符合人倫道德，又于自己不利，因此是十分可悲的。從人倫道德方面對佛教進行了批判，佛教主張絕君親，去其身，這既不符人倫道德要求又是好壞不分，是禍害自身與國家的行為。他批判了佛教宣揚不殺生的偽善性和危害性，他指出，事實上人們是不可能做到不殺生的，如人們飼養雞豬狗等家畜家禽是為了食用，正因為這樣人們才不惜其資去喂養家畜家禽正是有了人們的飼養才得以生存成長繁衍，不然就會絕種佛教以不殺生為道的說教是“奪人之食以飽無用之禽”這才是不仁之道。他批判了佛教宣傳的有鬼論，靈魂轉世論。佛教認為人死之后為鬼，靈魂是不死的，前世的因種下今世的果。今世的因種下世的果他們宣揚“三世輪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論，他駁斥了這些理論荒謬性，指出：佛教所宣揚的人死為鬼，因果報應是培養人們愚蠢性，是欺騙，是毫無道理的。他排斥佛道的理論根據是儒家思想他認為佛教道教的思想主張和儒家經典不相符合，用儒家的禮教排斥佛教道教的儀式，他指出由于對儒家的思想宣傳不力，造成了佛教道教思想乘機而入，結果是儒學受到排斥，因此，他深責儒者的失職，失禮，而自己則反擊佛教、道教的泛濫。
李覯以他的富國安民，治國救民的政治經濟思想，著重揭露了佛教、道教的危害性，佛教道教的危害很多很大，主要是：培養懶惰，造就罪惡，棄本逐末，崇尚奇貨，浪費財物，耗盡人力。最終使國弱民貧，國亂民禍。

個人成就

李覯

（一）政治思想方面李覯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對道學家不許談"利""欲"的說教，認為"人非利不生"（《原文》），"治國之實，必本于財用"（《富國策》），提出了一些發展經濟的辦法，對王安石變法有直接影響。其詩歌內容，大多涉及政治得失，人民疾苦。構思遣辭，新穎獨創，甚至有些奇特，出人意外。他在《論文》詩中寫道："今人往往號能文，意熟辭陳未足云。若見江魚須慟哭，腹中曾有屈原墳。"可見他有意避免"意熟辭陳"而力求生新，別辟蹊徑。他作詩師法皮(日休)陸（龜蒙）、以中興詩道自命。如《獲稻》、《鄉思》、《苦雨初霽》、《讀長恨辭》等詩,清新可誦。《方平》、《璧月》、《梁帝》、《送僧游廬山》、《憶錢塘江》諸絕句，王士□《居易錄》以為"風致似義山"。但集中通體完善的詩并不很多。李覯的文章實較詩為佳。
（二）詩作方面
李覯還是一位詩人。王士真在《居易錄》中曾稱贊李覯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關僧還廬山》和《憶錢塘江》五首絕句“風致似義山”。對此《四庫全書總目》也認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傖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稱，亦可謂淵明之賦《閑情》矣。”他的詩“受了些韓愈、皮日休、陸龜蒙等的影響，意思和詞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詩算得宋代在語言上最創及酬和之作，但也寫了不少有著充實的現實內容的詩篇。”“根生但為松，翼飛但為風。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寄懷》），字句質樸，語出自然，而重道義爵祿的情操，躍然紙上。“居官無藉手，選部豈知賢？廉善雖由己，亨通亦在天”（《送張評事》），揭露了當時吏治的黑暗。由于他關心國計民生，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又長期生活在農村，所以，也寫了一些批判時政，反映農民疾苦的詩，表現了他對現實的滿和對人民的同情。“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朱門仍奢侈，柴門轉窶貧”（《村行》），“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感事》），抨擊了官府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反映出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的現實。他在《哀老婦》詩中，寫一個有兒有孫的老婦人還要改嫁。什么原因呢“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都不是，而是因為“徭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這是一種多么凄慘的景象啊！
他的詩文，今存《直講李先生文集》（又稱《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后。《宋史》卷四三二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