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李汾字長源，金代太原平晉人。是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更是位富于傳奇色彩的悲劇人物。可惜生當亂世，生平事跡和作品多有湮失，不甚為人所知。

生平

李汾出沙陀族。沙陀本唐代西突厥之一部，依附于唐。中唐以后受吐蕃壓迫，自西域東遷，唐末居于雁北。酋長朱邪赤心以軍功封振武軍節度使，賜名李國昌。國昌之子李克用驍勇善戰，跋扈不馴，但對唐朝能守臣子大節，屢次為朝廷平叛。朱溫篡唐后，李克用仍奉唐朝正朔。在給四川王建的信中，表示過申包胥復楚之志。這對李汾思想很有影響。李汾稱李克用為“遠祖”，但具體出于哪支，已不清楚。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后唐，李汾也算得皇族后裔。平晉即唐五代時晉陽城故地，城池雄偉堅固，是唐朝龍興之地，五代時又連續崛起唐、晉、漢三個沙陀政權，所以受宋朝皇帝忌恨。宋太宗趙光義攻下晉陽后，徹底毀掉這座千年古城，改其地為平晉。沙陀李氏自李克用封晉王后，就扎根于晉陽。此時他們寧肯守著一片廢墟的平晉，不肯遷到唐明村的新晉陽去，顯然有孤傲憤郁中藏。這樣的生長環境對李汾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響。
李汾雖然一介布衣，但祖先功業的影響，社會動亂的刺激，使他胸懷建功立業的抱負，刻苦力學，才識過人。元好問編《中州集》，即在小傳中稱許他“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后，“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劉祁《歸潛志》也說他“喜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均可見李汾抱負。
李汾出關東游，與元好問相交最深。二人身世均有特殊處，李汾是沙陀李唐皇族后裔，元好問是鮮卑元魏皇族后裔。雖然祖先功業已成陳跡，但對他們的胸襟氣度，卻不能沒有影響。也許，處境越困厄，那種刺激越強烈。當時他們心雄萬夫，慷慨豪爽。元好問〔水調歌頭·與李長源游龍門〕中“一笑青山底，未受二毛侵”，正反映這對青年人對來日方長充滿自信。李汾的壯懷激烈、豪放慷慨，令元好問感嘆。元好問《雪后招鄰舍王贊子襄飲》詩中說“君不見并州少年作軒昂，雞鳴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自注云：“并州少年謂李汾長源。”元好問詩中，或明指或意喻，多次稱李汾為李白或騎鯨客，可見很贊許李汾的性情和詩風。
李汾自己素耿耿自信，不但有建功立業之壯懷，文采風流也不讓古人，他的《陜州》詩中云：“黃河城下水澄澄，送別秋風似洞庭。李白形骸雖放浪，并州豪杰未凋零。”自李白之后，千百年間，敢如此抗禮者不多。這“并州豪杰”四字，確為李汾生色。
李汾屢屢碰壁，抱負成空之后，曾有《遠祖雁門武皇》一詩云：“死心唐室正諸侯，鐵馬南來隘九州。當日三垂崗上意，諸孫空抱腐儒羞。”前兩句歌詠李克用的勛業和忠于唐室的大節。這也正是面對金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勢，李汾自己的抱負。三垂崗在山西屯留，李存勖曾在此大破梁軍，是雙方對峙中關鍵的一戰。《舊五代史》中李存勖本紀載，李克用晚年曾在三垂崗上置酒，“樂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狀，聲調凄苦。武皇引滿，捋須指帝曰：‘老夫壯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戰于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李汾對自己不能像李存勖一樣建功立業，痛心不已。
李汾談兵論史，議論國事，策劃軍務，然而當朝權貴不予理會。３６歲時他曾參加科舉考試，但未能考中。因他詩名很大，受到推薦，被辟為國史館書寫，也即抄寫員。以他的才情抱負，卻得到這樣一個職務，心情可想而知。《中州集》小傳說“長源素高亢，不屑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蓄之，殊不自聊”。而那些科舉出身的編修官們，很有不懂史學、甚至連史家體例也不清楚者。因而李汾看不起他們，當他們“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座漫為一語云：‘看！’”（《金史·李汾傳》）這當然激怒了那些編修官們，雷淵和李獻能尤為切齒。他們給李汾加上謾罵長官的罪名，最后李汾離開了史館。
對這件事，元好問、劉祁都相當同情李汾。劉祁對此看得深刻，指出官場風氣惡薄，做官者眼生于頂，連老朋友也不認。“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聞之多怒，至逐長源出史院。”（《歸潛志》）換言之，李汾是為布衣之士爭人格地位，而遭排斥的。
李汾對被逐一事不甚在意，因他的抱負本不在此。蒙古兵日益進逼，金朝形勢越來越壞。李汾上書朝廷既不受理會，乃把眼光轉向握有軍權的實力人物。當時封爵恒山公的武仙率兵駐扎豫西南的鄧州一帶，“長源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中州集》李汾小傳），這就是元好問編《中州集》題“李講議汾”的由來。然而這卻是一個悲劇。李汾想為武仙參謀軍事，解救時艱。武仙卻有擁兵自重觀望形勢的思想，武仙與另一支軍事力量的首領完顏思烈又有矛盾，因而很害怕李汾的言論。李汾眼光銳利、言辭銳利，容易揭穿武仙的意圖，于是武仙想除掉李汾。李汾發覺后，逃往泌陽。武仙派人抓住李汾予以關押。李汾死的具體情況，《金史·李汾傳》說是絕食而死；《中州集》說是被害；《歸潛志》說是被殺；《金史·哀宗本紀》載，天興元年六月丁丑日，“恒山公武仙殺士人李汾”。小有異同，尚難確辨。李汾死時，年僅４１歲。
李汾詩作，《中州集》收２５首，《全金詩》補１首。《中州集》小傳和《歸潛志》又錄有零散佳句近２０句。這些，在李汾詩作中原只是很小一部分。《歸潛志》說他“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金史》則說“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中州集》小傳說李汾“平生以詩為專門之學，其所得為尤多”。元好問錄下這２５首，全是憑著記憶錄下來的。李汾死前一年，兩人曾經相遇，飲酒中間李汾口誦十多首詩，為元好問激賞，可惜在戰亂中全都散亡。
李汾詩在金代詩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地位。金代前期中期，宋詩影響較大。前渡后詩風發生變化，轉以唐人為法。詩壇盟主趙秉文起了很大作用，但也還有遮掩之處。《歸潛志》卷八說：“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于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后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為法也。”可以說，李汾、元好問這批青年詩人，在學唐上有更自覺更鮮明的倡導和實踐。他們也取得了超越前輩的創作成績，產生了很大影響，因而促成整個詩壇風氣的轉變。
這批后起鼎立的青年詩人，各有特色。李汾長于七言和歌行，詩風豪放，寫景抒情，極富意境。元好問在《中州集》李汾小傳中稱贊他：“同輩作七言詩者，皆不及也。”以“詩中疏鑿手”自任的元好問能如此推崇李汾，實有心折之處。元氏的《過詩人李長源故居》中，有“千丈氣豪天也妒，七言詩好世空傳”句，正說出李汾特點。
需要指出，李汾、元好問等雖以唐人為法，但卻不同于詩史上那些只會模仿而失卻自家面目的人物。這是他們的生活經歷和文學思想所決定的。以生活經歷而言，他們從青年時代就值國家多難，飄泊流離，目睹或經受了種種苦難。他們又有過人的才學抱負，與現實撞擊，激起心底無盡波瀾，急于訴諸筆墨以泄情懷，無須無病呻吟，模仿他人。在文學思想方面，李汾與擬古派模仿派截然不同。他在《感遇述史雜詩》小序中說自己郁郁不得志中，“作為述史詩五十首，以自慰其羈旅流落之懷”。更進而說——“嗚呼！三百篇大抵皆圣賢感憤之所為作也”。這是一種感憤作詩追求渲泄的文學主張，有長久的現實意義和進步價值。
李汾被害時，元好問、劉祁等都在汴京圍城中。在這前一年秋天，元好問、李汾的相會，稱得金代文學史話上值得提起又很凄楚的事情。元好問在李汾小傳中說：“辛卯秋，遇予襄城，杯酒間誦關中往來詩十數首，道其流離世故，妻子凋喪，道途萬里，奔走狼狽之意。雖辭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歌謠慷慨之氣。”讀這段記述，為詩人壯志未酬抱恨以終感傷之余，又覺有悲慨昂奮之情蕩人心魄。
晉陽故城，在今太原南約４０里一帶。當年東西二城夾汾河而峙，中間還有連城。西城周長達４２里之遙。去年深秋，我到過那里，只見田疇連綿，樹木蒼蒼；河灘中黃葉輕搖，蘆荻蕭蕭，一帶寒水，緩緩南流。不禁想起唐人“山川滿目淚沾衣”的詩句，心頭有幾分悵然，“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呀。此刻寫完這篇李汾的短文，則深感歷史的厚重，既在有跡可尋的東西，也在無形有質的精神。低吟著“身經戎馬心愈壯，天入風霜氣更豪”，仿佛看到：九曲汾水，源遠流長，神接海天，不息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