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名人】

陸費墀

(公元?～1790年待考)，字丹叔，號頤齋;浙江桐鄉陸費墟人。著名清朝學者，《四庫全書》總校官。陸費墀為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進士，授編修，充《四庫全書》總校官。中國書史上，清乾隆年間編制的《四庫全書》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宏典巨帙，而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又是其中最具悲壯經歷和傳奇色彩的一部。太平天國戰亂中遭驚天劫難，焚散殆盡，抗日戰爭烽火里歷空前艱險，萬里遷徙，兩度書厄，九死一生，其遭際的磨難曲折曠世罕見。書運間或有預兆。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產生過程便先與一個文人的悲劇命運聯系在了一起。卻說《四庫全書》的內廷四閣各份大體抄就后，乾隆大帝于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農歷7月下旨再抄三份分頒江南文匯、文宗、文瀾三閣。

至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農歷6月，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尚在緊鑼密鼓抄制中，乾隆大帝卻又下了一道嚴厲的處罰令，處罰的對象是《四庫全書》館副總裁官陸費墀。原因是：“已編抄的書舛謬叢生，應刪不刪，且空白未填者竟至連篇累頁”。作為主要承辦者，總裁于敏中本當治以重罪，“因業已身故，不加追究”，于是副總裁便頂替上去罪責難逃了。乾隆大帝令陸費墀罰賠文瀾等三閣《四庫全書》的面頁、木匣、裝訂、刻字等原料并制作費用十數萬兩銀。陸費墀被革職后，于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郁郁而死。陸費墀逝世后，滿清政府猶將其原籍家產抄出，作為添補江南三閣辦書之用。

陸費炊

(生卒年待考)，字正滄;浙江桐鄉陸費墟人。上海名人陸費逵之父。清朝光緒時期曾在陜西漢中府游幕。

陸費逵

(公元1886～1941年)，字伯鴻;祖籍浙江桐鄉陸費墟，生于陜西漢中，后隨父移遷江西南昌。著名出版家、教育家。提起陸費逵先生，現在年輕一輩大都茫然無知。但說到中華書局，恐怕只要是上過幾年學、讀過幾本書的人都知道這家聲譽卓著的大書局。因為中華書局出版的書籍哺育和影響了我國幾代文化人，港臺乃至東南亞華人社會，一提到中國文化，就要聯想到中華書局。近百年來，中華書局在傳播中華文化方面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功績。然而有許多讀書人卻不知道中華書局的創始人和前期負責人就是這位陸費逵先生。陸費逵出生于滿清王朝腐敗末落，中華民族深受西方列強欺凌壓迫，國內有識之士都爭相尋求救國之道的時代。

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陸費逵入南昌英語學塾附設日文專修科就讀。由于他從小受新思想影響，傾向革命。

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春，陸費逵到武昌，次年設新學界書店，任經理，出售《革命軍》、《警世鐘》、《猛回頭》等革命書籍，并參加革命黨人的日知會組織，參與革命活動，任評議員。

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秋，陸費逵辭新學界書店經理，任漢口《楚報》主筆，同年底，因抨擊時政，《楚報》遭湖廣總督張之洞查封，陸費逵逃至上海，受聘為昌明公司上海支店(書店)經理兼編輯。逃往上海后，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冬，陸費逵任上海文明書局職員兼文明小學校長。之后陸費逵開始在出版界嶄露才華，先入昌明司上海書店、文明書局任經理、襄理兼編輯。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宣統元年，公元1908年)秋，陸費逵入商務印書館任國文部編輯，次年春，升出版部部長兼《教育雜志》主編、講義部主任，在《教育雜志》上連續撰文，宣傳教育救國論，主張國民教育、人才教育、職業教育三者并重。其議論思想新穎，富有新精神，在上海傾動一時。他創刊并主持筆政的《教雜志》是我國第一個教育專業刊物。該刊以“研究教，改良學務”為宗旨，發表了許多教育改革和文字改的文章，為我國教育事業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貢獻。以陸費逵又是我國近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的重視教育，不僅有一整套教育改革的理論和思想，同時積極實踐，親自編纂各類新的教科書，還不時兼任校長、開辦補習所等。辛亥革命成功，大大激發了陸費逵施展抱負的熱情。遂于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創建了中華書局，任經理。他辦中華書局后，提出了“用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兩個口號。首先發行中華小學及中學教科書。《中華教科書》體例新穎，風行一時。民國初年，《中華教科書》幾乎獨占市場，達到了日間擺出，未晚即售完，架上無隔宿之書的地步。陸費逵新編的《中華教科書》既滿足了當時教育改革的需要，也為中華書局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改組書局為股份公司，陸費逵任局長。其間，先后出版《中華小說界》、《中華實業界》、《中華婦女界》、《大中華》等刊物，遂成為國內第二家華商大書局。作為一家完全華商自辦的民營出版企業，在舊中國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下，有來自各方面的勢力牽制和威脅著它的生存和發展。但在陸費逵帶領下，中華書局幾度擺脫困境，并使其發展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兩家民營出版企業之一，集編輯、出版、印刷、發行于一體。

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南京國民政權建立后，陸費逵積極推舉孔祥熙為中華書局董事長，民國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接任中華書局董事長。至抗日戰爭前，中華書局資本已達四百萬元，年營業額約干萬元，全國各地設有分局四十余處。僅上海、香港兩廠職工已達三千余人。書局彩印業務為全國第一，印刷設計之新，當時號稱遠東第一。在陸費逵主持下，中華書局先后編輯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華大字典》、《辭海》，刊印《四部備要》和《古今圖書集成》等大部圖書。總計出版各種書籍達二萬冊，深受學術界、教育界歡迎。隨著書局的日益發展，陸費逵聲譽益著，成為全國出版界的巨擘，故被推選為上海書業同業公會主席、中華工業總聯合會委員等職。抗戰開始，還連任國民參政會第一、二屆參政局。1937年11月，陸費逵離開上海，主持香港分局工作。

民國三十年(公元1941年)艱難的抗戰期間，7月9日，陸費逵突患腦溢血，病逝于香港中華書局總經理任上，終年五十六歲。陸費逵先生雖作古已半個多世紀，但他創辦的中華書局依舊還在，而且有了新的繁榮和發展。作為以傳播中華文化為宗旨的文史哲專業出版社，如今的文史哲讀者沒有——個不偏愛中華書局出版的書籍。在老一輩文化人心目中，陸費逵先生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始終有其崇高的地位。他正如一座名山，離我們愈遠，愈遠顯出其崇高和偉大。陸費逵幼時只受五年母教，一年父教，一年師教，十七歲就獨力自修。十七歲在南昌創正蒙學堂，十九歲創辦新學界書店于武昌。二十歲任漢口《楚報》主筆，因言論觸犯當局，致該報被迫停刊，轉至上海任昌明書店經理。二十一歲入文明書店任編輯;又二年，為商務印書館出版部長及《教育雜志》編輯。陸費逵的成功，除了少年時期的奮斗以外，他的深遠的眼光也是一種要素。辛亥革命爆發，他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國即將成立，便集合同志籌備新教科書，以適合新的需要，于民國元年元旦創立中華書局，發行中華教科書，風行一時。近五、六年來，他料到我國法幣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鈔票的印刷，書局營業更能蒸蒸日上。先生在《新中華》創刊號中，復撰有《備戰》一文，認為我國對外戰事發生，必須長期作戰，因而主張就軍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積極準備，其意見頗能與政府現在設施暗合。在《我的青年時代》一文中，陸費逵曾評述自己的自學精神：“我幼時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師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過十二元的學費。到十三歲，讀過《四書》、《詩經》、《書經》、《易經》、《左傳》、《唐詩三百首》六部書，沒有造過句，沒有作過文。因為先母主張多讀多看，反對挖空心思作八股，并反對作疏空的論說;卻學過珠算，看過《綱鑒》，我十三歲正是戊戍年，我那時勉強能看日報和時務報，有點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沖突;先母卻贊成我的主張，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讀書，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來居然自習算學，并讀格致書了。那時隨侍在南昌，有一個閱書報社開辦，我隔日去一次，午前九時去，午后五時出來。帶一點大餅饅頭作午餐。初時尚有閱者二、三十人，后來常常只剩我一人，管理員也熟了。他便將鑰匙交給我，五大間藏書，好像是我的了……照這樣做了三年，學問漸漸進步，文理漸漸通順，常識漸漸豐富。十七歲——實在未滿十六歲——便教書。從十七歲到二十六歲，每日早六時至八時，一定自修，晚間也差不多總是自修或編著。”正是這種勤勉，讓陸費逵終成大家。 陸費逵在中華書局任職三十年，除手編中華教科書、出版期刊外，還先后編輯出版了《中華大字典》、《辭海》、《四部備要》(重印)等要籍，總計出版各種書籍兩萬種以上。陸費逵著有《教育文存》五卷，《青年修養雜讀》和《婦女問題雜談》等。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灘上曾有人將陸費逵和愛迪生、高爾基、葉澄衷、楊斯盛放在一起，認為是自學成材的典范。

陸費如珍

(公元1925～今)，女;原籍浙江桐鄉陸費墟，生于上海。著名音樂教育家、鋼琴家。1941～1946年就讀于國立上海音專(后改為國立上海音樂學院)理論作曲系，師從陳洪。

1949年解放前夕來到河南。自1951年起從事鋼琴與視唱練耳教學，任教于河南藝術學校、鄭州師專、河南藝術學院、河南大學藝術系。現擔任河南音樂專修學院副院長，教授等職。陸費如珍系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河南分會會員，全國高等師范院校知名的音樂家和鋼琴教育家。陸費如珍研究方向是鋼琴與視唱練耳教學，她學識淵博，論學嚴謹，她不僅在鋼琴演奏技巧和教學領域里造詣很強，而且在視唱百科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她自己編著的《新視唱教程》曾得到我國著名的音樂教育家陳洪的高度贊許并為她作序。

陸費漢倩

(公元～今)，女;原籍浙江桐鄉陸費墟，生于上海。著名神經醫學專家。復旦大學神經病學研究所神經遺傳研究室研究員。著有《微量元素在某些神經系統疾病中的意義》等。

陸費漢幼

(公元～今)，原籍浙江桐鄉陸費墟，生于上海。著名石油化工專家。上海石化股份公司腈綸部高級工程師，民盟山區副主委，上海市民辦金盟中學董事長。